让我们追随着文艺名家们跌宕沉浮的辉煌轨迹,揭开被历史和时光尘封的那些动人瞬间,去见证他们高山仰止的艺术人生……








奎勇,1941年生人,蒙古族,196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油画专业,曾任内蒙古美协常务副主席、秘书、一级美术师。

草原人物-奎勇





奎勇要办展览,让我写几句话,我想这是必需的,因为我们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我还曾经是她的下级。1984年我调入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工作时,她正担任协会秘书长的职务,我在协会的许多工作都是在她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的。她为人谦和,工作认真负责,处处为下级着想,我也积极配合她工作,回想那段时光,真是非常美好。80年代末,美协换届,我们两个都被选为协会副主席,虽然不再做具体工作,但也常有往来。


记得奎勇小我一岁,今年也已是年过70的人了。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意思是顺从心之所欲而不逾越法度。画了一辈子画,应该是顺从心意的时候了,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画作拿出来让大家分享,也是人生中的一件乐事。奎勇于20世纪60年代初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1965年毕业回到内蒙古。“文革”前,她和官其格、包世学等都已是崭露头角的新一代蒙古族画家,当时的“老一代”蒙古族画家(其实那时他们都还年轻)如耶拉、官布、超鲁、乌力吉图等都是内蒙古美术的骨干力量。奎勇他们这一代的崛起,更成为少数民族画家的新希望。可惜“文化大革命”截断了他们刚刚开始的创作生涯,几乎无一幸免地被卷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奎勇拿出来参加展览的作品大多是有主题的人物画或肖像画。很少有人知道她在画“静物”。当她把这些静物作品发给我看的时候,我也暗自吃惊,她居然默默地在家里画出这么多的静物作品,也画出了她的心境。如果说过去画过的许多人物画是出于参加展览的目的,或配合政治宣传的需要,那么,这些静物作品则纯是为自己所画,并没有外在的目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奎勇虽然也不断有作品问世,但那都不是她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或者说,没有真正激发出她内心的创作热情,所以她始终感到有些茫然。但当她在不经意中画了一幅以蒙古族生活用品为静物表现对象的画,从此一发不可收。她也从此有了自己的方向,有了自己的目标。画什么,怎么画,不再迷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才形成了今天这样的气候,这样的风格,这样明确的个人追求。








奎勇在这些静物作品中真正显示出她的绘画才能,无论是对描绘对象形的塑造,质感的处理,还是色彩关系的把握,都可体现出一个专业画家的水准。特别是凝聚在这些作品中的情感氛围,最是触动观者的心扉。那些不同的画面——热烈的、宁静的、欢快的、忧伤的不同情调,无不反映出画家在人生旅途中的心路历程。她作为一个单亲妈妈,一边工作一边抚养两个孩子成人,这个充满艰辛的过程,并不总是寂寞忧伤,也常常伴随着欢快的笑声和来自儿女的温馨和慰藉。而所有这些情感经历,我们都可以在她的画中得到印证



从奎勇这些静物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五年坚实的专业训练带给她的造型能力和色彩修养,使她能够从容面对这些极平凡、极普通的描绘对象。这里既没有吸人眼球重大的主题,也没有激动人心的情节,有的只是生活中的常见之物:杯盘、茶具、蔬果、铜器、银器和餐具,以及插入花瓶中的山花野卉。但也正是这些平常之物才显现出画家的真性情,奎勇终于在这些“物”中见证了自己平凡的人生,平静的心态,从不与谁争高下,从不以“官二代”自居,更没想到借父辈的权势去争个一官半职。多少年来,她都是过着一种极简朴的生活,在自己的专业之内做着最本分的工作。这些画作无疑可以证明她这些年来在“尽职”之余一直是以一个画家的方式生活着。所谓“尽职”,一是指她所尽之“公职”,一是指她所尽的作为一个母亲之职。她的“绘事”,只是在这“两职”之余的事,但它让我感到,这些年来,她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画家的本分。


没有谁让她如此这般,这是她自己作为一个画家的选择,她以艺术的方式安度着晚年,在儿女身边,也在艺术身边。她是幸福的。


借此机会,深表我作为她的同事,同道和朋友的衷心祝福。

著名艺术家

贾方舟



作品赏

奎勇《第一幅静物画》 

60cm×60cm  1989年

奎勇《丁香》 

35cm×42cm 20世纪90年代

奎勇《花与白色》 

55cm ×60cm 20世纪90年代

奎勇《红与橘》

45cm×60cm 2012年

奎勇《黄色百合》

55cm×40cm 2012年

奎勇《景物》 

40cm ×53cm  20世纪80年代末

奎勇《蒙古族少女》

60cm×47cm 20世纪80年代

奎勇《瓶与花》

40cm×50cm 1993年

奎勇《羽毛球拍》 

80cm×54cm 1997年

奎勇《自画像》 

50cm×80cm 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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