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下)

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下)

蒙古文化元火工作室2019-10-25 2:34:203616A+A-


除了以上讨论的青牛白马说之外,还有一个契丹族的历史传说也常为人们所引用,这个故事见于《契丹国志》卷首《契丹国初兴本末》:


后有一主,号曰迺(nǎi)呵,此主持一(dú),在穹庐中,覆之以毡,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出视事,已,即入穹庐,复为髑髅。因国人窃视之,失其所在。复有一主,号曰喎(wāi)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后因其妻窃其猪皮,遂失其夫,莫知所如。次复一主,号曰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日食十九,留其一焉,次日复有二十口,日如之。是三主者,皆有治国之能名,余无足称焉。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这段文字的史料来源。据我查考的结果,这则传说仅见于此,[50]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辽宋双方文献中都找不到类似的记载。《契丹国志》一书基本上取材于宋人著作,这个故事想必也是从某部宋人书中抄来的,只是原书已经看不到了。尽管《契丹国志》的这段文字出处不明,但它一定也是契丹本民族的传说。理由有三:第一,这个故事中有以白马灰牛为牺牲的内容 ;第二,三主之名显系契丹语音译,后面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第三,正如下文杨维祯所言,像这样“荒唐怪诞”的故事,乃“ 中国之人所不道也”。


对于契丹人的这一传说,后人曾有不同的评价。《契丹国志》在叙述完这个故事之后发了一段感慨:


“异矣哉!毡中枯骨,化形治事;戴猪服豕,罔测所终。当其隐入穹庐之时,不知其孰为主也,孰为之副贰也,荒唐怪诞,讹以传讹,遂为口实,其详亦不可得而诘也。”


元末杨维祯所作《正统辨》也对这个传说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吾尝究契丹之有国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广,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诞,中国之人所不道也。”[51]


显而易见,这种评价模式代表着汉人的立场和观念。而清高宗对这个传说却有着不同的见解,他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下诏改纂《契丹国志》时,针对其中的契丹先祖传说故事谈了他的看法:


“其志中之事迹,如祭用白马灰牛,毡中枯骨变形视事,及戴野猪头、披皮之类,虽迹涉荒诞,然与《书》、《诗》所载简狄吞卵、姜嫄履武,复何以异。盖古神道设教,以溯发祥,义正如此,又何信远而疑近乎。”[52]


公允地说,乾隆的见解要比杨维祯辈显得通达,每个民族在它的文明时代 早期都会出现类似的传说,商周时代的汉人也同样如此。乾隆认为这种传说是“神道设教”的结果,大概是指它含有后人润饰加工的成分



现代历史学家试图从这一传说中去寻绎契丹族早期历史的某些线索。日本学者八木奘三郎认为,这个故事中的三位人物各有所指,迺呵指帷幕之臣,喎呵指武功之臣,昼里昏呵指擅长供给兵粮者。[53]这种推论富于臆想而缺乏实证,故很难让人相信。


陈述先生曾对有关迺呵的传说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载,辽帝死后,在其陵寝置寝殿学士,


“岁时奉表,起居如事生”,


陈述先生认为,迺呵的传说就是契丹陵寝制度的反映,即由寝殿学士代先王言,作先王口气,以枯骨化形来治事[54]这种解释可姑备一说。不过《新五代史》所记载的契丹陵寝制度牵涉到斡鲁朵制度中的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其可靠性如何还值得考虑。


上述传说中三主名号迺呵、喎呵、昼里昏呵的契丹语音义,是学者们讨论最多的问题。关于其语尾之“呵”字,人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认为它是汗[xɑn]脱落了词尾辅音n的形式,正与契丹小字中的“  [xɑ]”(可汗)相符。[55]至于三汗之名应如何对音释义,则众说纷纭。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是白鸟库吉,他根据《辽史·礼志》“耐,首也”之说,释“迺呵”为“头汗”,谓其乃一髑髅,故名;又通过与蒙古语族诸语言进行对比,指出“喎”应是“猪”的略译,谓因其戴猪头、披猪皮之故;至于“昼里昏呵”则置而未论。[56]后来方壮猷发表的《契丹民族考》一文,则全盘抄袭了白鸟库吉的上述考释结果。[57]


近年清格尔泰先生在《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一文中,再次讨论了三汗名号问题,他也主张释“迺”为头颅,因有《辽史》为据,这个结论问题不大;关于“喎呵”,清格尔泰虽未见过白鸟库吉的考释,但却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出了与白鸟氏大致相同的结论。清文指出,在契丹小字十二生肖中,猪(亥)(内容空缺),此字的音值为[uEi],过去已有定论,“喎呵”之“喎”盖即此词之音译。[58]清格尔泰直接从契丹语出发来考释“喎呵”的音义, 自然比白鸟库吉辗转通过蒙古语族其它亲属语言加以比附要可靠得多,可惜他所提供的依据是不确切的。契丹小字中的“猪(亥)”,仅见于1993年出土的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残石第24行的一处纪年中,据刘凤翥先生考证,这个纪年当为皇统三年癸亥岁,但“亥”已残,只剩下下面一个原字(内容空缺),上面至少残去了两个原字。[59]这仅仅能够说明契丹语的“猪”是以[uei]音收尾的,因此把“喎”释为“猪”仍然不能令人信服。


最为棘手的还要算是“昼里昏呵”,这个王号从契丹语和蒙古语中都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即实先生提出一个大胆的猜测,谓“昼”当为“画”之误,以“画里昏”对应蒙古语的“仅仅二十”。[60]清格尔泰先生则将“画里昏”解释为蒙古语的“二十只羊”。[61]显然,他们都是围绕着“昼里昏呵惟养羊二十口”一语来进行推论的。王弘力先生同样主张改“昼”为“画”,但他的释读结论却与其他学者截然不同,他将三汗名号分别释为第一可汗、第二可汗、第三可汗,其解读根据主要是蒙古语。[62]这一结论很成问题。“迺”义为首、头,释为第一可汗似无不可;但“喎呵”如何与蒙古语第二可汗[xoir-xa]对音?“昼里昏呵”即便改为“画里昏呵”,拿它与蒙古语的第三可汗[ɡwarwan-xa]对音也颇为勉强。根据目前对契丹小字序数词的了解,我认为没有理由把三汗王号释为序数词。况且在没有任何文献或版本依据的情况下,任意改“昼”为“画”,这种解读结论是很难取信于人的。因此我觉得“昼里昏呵”一词仍是一个有待继续探索的问题。



有关契丹族源起的历史传说,除了上面谈到的青牛白马说和三汗说之外,还应该提到黄帝说炎帝说《辽史·太祖纪赞》曰:


“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

卷六三《世表序》亦曰:

“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


以上所引《辽史·太祖纪赞》和《世表序》,都只能代表元朝史官的观点。他们主张契丹为炎帝之后,其史料依据出自《周书·文帝纪》。据《世表序》说,耶律俨《皇朝实录》原是称契丹为黄帝之后的,但《辽史》纂修者们认为此说无据,故改倡炎帝说。其实耶律俨的黄帝说并非空穴来风,《魏书》卷一《序纪》云: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


这就是耶律俨黄帝说的根据所在。[63]不管是耶律俨的黄帝说,还是元朝史官的炎帝说,都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与青牛白马说和三汗说这些契丹本民族的历史传说相比较,它们显然是后起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本是互不相干的这些传说,经过后人的整合,却最终合而为一了。近年在云南发现的契丹遗裔,保存有一部修于明代的《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是一幅青牛白马图,并附一首七言诗,诗曰:


“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64]


这些契丹人的后代既保持着对青牛白马说的记忆,也认可了契丹为炎帝苗裔的说法。



探寻契丹人的历史记忆,还有一个值得尝试的途径,那就是通过契丹人的郡望概念去解读他们的根的意识。


辽代的契丹人仅有耶律氏和萧氏(审密)两姓,耶律氏的封号有漆水郡、混同郡和柳城郡,萧氏的封号为兰陵郡。前者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先说萧氏与兰陵郡的关系。辽朝与其它中原王朝的情况类似,汉人的封号多为其郡望,如王氏则封号为太原,李氏则封号为陇西,杨氏则封号为弘农,张氏则封号为清河;萧氏之封兰陵郡也是这种情况。兰陵是汉姓萧氏的郡望,敦煌残卷《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云:


“徐州兰陵郡一姓,萧。”[65]


另一份出自敦煌石室的《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载:


“徐州兰陵郡出四姓:萧、缪、万俟、端木。”[66]


《广韵》卷二下平声三萧:


“萧,又姓,出兰陵、广陵二望。”


契丹审密氏在辽朝称为萧氏,于是就采用汉姓萧氏的郡望兰陵郡为其封号,这对我们追寻契丹人的根没有什么意义。



耶律氏的封号一般为漆水郡,偶尔也有封混同郡或柳城郡者,不过从辽金 文献和石刻资料来看,受封混同郡和柳城郡者并不限于耶律氏,还有萧氏、完颜氏乃至汉人,说明这两个封号不具有郡望的概念。唯一值得深究的是漆水郡,辽朝凡封漆水郡(县)者均为耶律氏,有许多证据表明,在辽金元三朝,漆水始终被契丹人视为耶律氏的郡望。辽《耶律庆嗣墓志》云:


“公讳庆嗣,字袭美,其先漆水人也。”[67]


耶律琮的封爵为漆水郡开国公,其神道碑曰:


“公讳琮,字伯玉,姓耶律氏,世为漆水郡人也,与国同宗。”[68]


《耶律宗政墓志》曰:


“王讳宗政,字去回,漆水同源,绛河析沠。”


又铭曰:


“昔我太祖,创业称皇。漆水源浚,银河沠长。”[69]


金、元两代的耶律(移剌)氏,其封号也多为漆水。耶律楚材诗文中多以漆水相标榜,如《湛然居士集》卷八《题恒岳飞来石》,末署


“己丑清明日,湛然居士漆水耶律楚材晋卿题”。


卷一三《楞严外解序》,末署


“甲午清明后五日,湛然居士漆水耶律楚材晋卿序于和林城”。


卷三《寄景贤一十首》之二曰:


“龙冈漆水两交欢,纵意琴书做老闲。”


诗中“龙冈”指楚材诗友郑景贤,景贤号龙冈居士,“漆水”即耶律楚材自称。


以上种种,足以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漆水确实是契丹人心目中的耶律氏郡望。但它与萧氏借用汉姓郡望的情况不同,辽朝的耶律氏译成汉姓为刘氏,而刘氏的郡望是彭城。更重要的是,漆水这个郡望与汉人的郡望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汉人的任何一个郡望都是得名于历史上的某一地方行政区,而中国历代王朝从来没有什么漆水郡或漆水县,所以这个郡望显然是得自水名,那么漆水究竟是指哪条河流呢?目前学界有两种推测。

  

日本学者松浦茂认为,漆水可能是指滦河下游的支流青龙河。其依据是,《大清一统志》卷九谓青龙河一名漆水,实际上《辽史》中就有关于漆水的记载,而在《元史》一书中,漆水总是与滦河同时出现,说明青龙河当时已有漆水之名;滦河上游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任可汗时居住的汉城,那一带大概是他的根据地,以漆水作为耶律氏的郡望,可能是出于纪念的目的。[70]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滦河支流中的漆水与青龙河有别,《畿辅通志》卷二一永平府下引《永平府志》云:


“漆河,在卢龙县西门外,源出口外,土人亦呼为乌填河。……南经燕河营,合青龙河;……又南至虎头石,与滦河合。”


后有作者按语:


“青龙以出冷池,故兼凉河之称;漆水以合青龙,故又兼摄青龙之号。近志竟以青龙为漆水。”


将耶律氏郡望之漆水比定为滦河的这条支流,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其一,漆水于《辽史》无考。遍览《辽史》,在耶律氏封号之外,“漆水”一名只出现过两次,一处见于《王鼎传》


“调易州观察判官,改漆水县令。”


另一处见于《圣宗纪》:统和七年正月


“乙巳,幸易州。……戊申,次漆水”。


这两处“漆水”均为“涞水”之误,中华书局点校本业已改正。其二,辽代滦河支流有无漆水之名尚不能肯定。如松浦茂氏所说,元代滦河下游确有一条名为漆河的支流,《元史·成宗纪》大德五年八月


“平滦路霖雨,滦、漆、淝、汝河溢”,


又《顺帝纪》元统二年二月


“滦河、漆河溢,永平诸县水灾”,


河北境内滦河


但不能据此证明此河在辽代就已有漆河之名。其三,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漆水只是滦河下游的一条很小的支流,其流域范围在长城以南的平州,与契丹人的活动区域相距甚远,实在想像不出它和耶律氏能够扯上什么关系。松浦茂谓耶律阿保机任可汗时居住的汉城就在滦河上游云云,乃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关于阿保机治汉城的故事,见于《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其立九年,诸部以其久不代,共责诮之。阿保机不得已,传其旗鼓,而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


这段史料的可靠性如何还值得考虑。姚从吾先生曾撰文指出,汉城乃是一通称,炭山东南滦河上游的汉城只是阿保机时代诸多汉城中的一个。[71]从辽朝方面的记载来看,这个汉城对阿保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也不是阿保机长期的根据地,也许在他任可汗时期曾在炭山夏捺钵,所以会有上述传闻。即便阿保机治汉城的故事是真的,滦河上游的汉城与远在滦河下游的一条小小的支流漆水,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相干?

  

近年都兴智先生又提出另一种推测,认为耶律氏的郡望可能是源于渭水支流漆水,此河在今陕西岐山县附近,这一带是周人勃兴之地,耶律氏以漆水为郡望,是为了把契丹人附会为黄帝之后,因为周人就是黄帝的苗裔。[72]

  

这一论断也极为牵强。首先,渭水支流漆水与契丹人毫无关系。据我所知,关中共有四条漆水,程大昌《雍录》卷六“雍地四漆水”条说:


“雍境漆、沮,其在后世,地书名凡四出,而实三派:雍州富平县石川河,一也;邠州新平县漆水,二也;凤翔府普润县漆水,三也;郑白渠亦名沮漆,四也。”


这四条漆水均属渭水水系,并且都是很小的支流,契丹人是否听说过远在关中的这几条河流都是问题 ,怎么可能以此为其郡望?其次,耶律氏以漆水为封号,早在辽世宗天禄三年(949年)就已经见于记载,[73]在辽朝前期契丹族汉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将契丹人附会为炎黄子孙,上文说到耶律俨所主张的黄帝苗裔说,是在辽末天祚帝时纂修的《皇朝实录》中才出现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滦河支流的漆水和渭水支流的漆水都与耶律氏郡望无关,但限于现有史料,我还无法对此问题提供一个正确的答案。在辽朝文献及石刻材料中,找不到任何有关漆水的蛛丝马迹,不过我可以指出以下两点以供将来的研究者参考:


第一,漆水是一个汉语词,而不是契丹语译音。在契丹小字和契丹大字中,作为封号出现的“漆水”一词都是汉语借词,如契丹小字《许王墓志》第24行“漆水郡王”,《故耶律氏铭石》第2行“漆水县开国伯”;[74]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漆水郡王”,《耶律昌允墓志》“漆水郡开国公”。[75]


第二,被契丹人视为耶律氏郡望的“漆水”,应该到契丹人早期的活动区域内去寻找。我觉得,漆水郡的得名之由,可能类似于女真完颜氏的郡望金源郡,金朝并没有一个称为金源郡的地方行政建制,这个郡望源于女真完颜部的发祥之地按出虎水,漆水也应该是这样的一条河。如果做一个大胆的猜测,漆水也许是潢河或土河的别名,或者是它们的某一支流?《萧德温墓志》曰:


“公娶耶律氏,封辽水郡夫人。”[76]


辽水郡这个封号理应等同于漆水郡,而辽水实际上指的是潢河。不知这条材料是否能说明一点问题?我期待发现新的史料,能够最终解开这一谜底。 


潢河——西拉木伦河


注释:

[1]田村实造:《唐代に於ける契丹族の 研究 ——特に开国传说の成立と八部组织に就いて》,原载《满蒙史论丛》第1辑,1938年8月;修订本收入同氏《 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上册,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会,1964年,59—112页。

[2]赵光远:《试论契丹族的青牛白马传说》,《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

[3]向南纂录:《辽代石刻文编》,河北 教育 出版社,1995年,376页。

[4]此段文字又见于《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八“安边御寇”门。

[5]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嘉祐二年四月辛未条。

[6]见《直斋书录解题》卷四起居注类“《仁宗实录》”条。

[7]据《长编》卷二○七治平三年正月壬申条和《苏东坡集》卷三九《范景仁墓志铭》,范镇于治平三年正月以翰林侍读学士出知陈州,神宗即位,召还。

[8]《契丹国志》和《大金国志》均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之前,参看拙文《〈契丹国志〉与〈大金国志〉关系试探》,《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93年。

[9]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 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合刊。

[10]王民信:《契丹古八部与大贺遥辇迭剌的关系——附耶律述律二姓试释》,原载《史学汇刊》第4期,1972年3月;收入同氏《契丹史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73年。

[11]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上册,101页。

[12]《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部族上”。

[13]《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14]《钦定辽史语解》卷一“君名”。

[15]方壮猷:《契丹民族考》(上),《女师大学术季刊》1卷2期,1930年6月。

[16]《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上册,99—100页。

[17]《辽史》卷一○三《文学上·萧韩家奴传》。

[18]《辽史》卷四九《礼志》(一)“吉仪·祭山仪”。

[19]《契丹国志》卷三《太宗嗣圣皇帝》(下)所引《纪异录》也记载了这个故事。《纪异录》即《洛中纪异录》,宋初秦再思所作,《郡斋读书志》卷三下小说类有著录,谓此书“记五代及国初谶应杂事”。涵芬楼本《说郛》卷三和卷二○均有此书节文,但没有这段文字(参见阮廷焯《秦再思洛中记异录辑》,载《大陆杂志》66卷6期,1983年6月15日)。《辽史》记载的这个故事与《契丹国志》所引《纪异录》有所出入,当另有所本。

[20]见前揭蔡美彪《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一文,以及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6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3—4、8页。

[21]向南、杨若薇:《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赵光远《试论契丹族的青牛白马传说》(《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也持类似观点。

[22]具体例证可参看朱子方《从出土墓志看辽代 社会 》一文(《社会 科学 辑刊》1979年第2期),但朱文列举的材料不如爱宕松男的统计结果全面。

[23]爱宕松男:《契丹古代史の研究》,东洋史研究会(京都),1959年,85—105页。

[24]《契丹古代史の研究》,33—38、134—145页。

[25]清格尔泰、刘凤翥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52—153页。

[26]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13卷第2期,1995年12月,324—326页。

[27]不过我也注意到这样一条史料:《辽史·太祖纪》天赞三年(924年)九月,“破胡母思山诸蕃部,次业得思山,以赤牛青马祭天地”。以赤牛青马为牺牲不符合契丹人的传统,这应视为一个特例。

[28]《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条。

[2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仁宗天圣九年六月。据李焘自注,知此条史料出自《仁宗实录·契丹传》。

[30]《辽史》卷三○《天祚皇帝纪》(四)附《耶律大石传》。

[31]范镇《东斋记事》卷五引赵志忠之说,谓“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马”,赵志忠入宋虽在兴宗重熙十年(1041年),但他这里所说的应是圣宗以前的情形。

[32]冯家昇:《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原载燕京大学《史学年报》1卷4期,1932年6月;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

[33]参看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 影响 》,原载《佛学研究》第5辑,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96年;收入同氏《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34]如圣宗统和十年正月丁酉,“禁丧葬礼杀马”;兴宗重熙十一年十二月丁卯,“禁丧葬杀牛马及葬珍宝”;又重熙十二年六月丙午,“诏世选宰相、节度使族属及身为节度使之家,许葬用银器,仍禁杀牲以祭”;道宗清宁十年十一月辛未,“禁六斋日屠杀”;咸雍七年八月辛巳,“置佛骨于招仙浮图,罢猎,禁屠杀”。以上均见《辽史》帝纪。

[35]“凿”、“取”二字原本互舛,据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校勘记乙正。

[36]《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37] [元]陈桱:《通鉴续编》卷二,后唐天成四年九月。

[38]见涵芬楼本《说郛》卷三八。

[39]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庆历二年八月壬辰、卷一七三皇祐四年八月癸巳条。

[40]刘挚《忠肃集》卷一二《宫苑使閤门通事舍人王公墓志铭》有“迁西头供奉官,再任,俄充契丹国信副使”的记载,但此事记在庆历末至皇祐初,与嘉祐三年时间不符,或许是墓志行文稍有误差。

[41]《辽史》卷五六《仪卫志》(二)“国服”。

[42]松井等:《满洲に於ける辽の疆域》,《满洲历史地理》第2辑,1908年。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本2分,1942年;收入氏著《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80—82页。[韩]金在满:《契丹始祖传说与西喇木伦河、老哈河及木叶山》,《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43]姜念思、冯永谦:《辽代永州调查记》,《文物》1982年第7期。

[44]赵评春:《辽代木叶山考》,《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

[45]见《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后唐明宗天成二年正月胡注。

[46]张柏忠:《辽代的西辽河水道与木叶山、永、龙化、降圣州考》,《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47]见前揭《契丹小字研究》第153页。

[48]见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267页。

[49]《栾城集》卷一六《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50]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六○说部《宛委余编》(五)也有这个故事,但系抄自《契丹国志》。

[51]见《辍耕录》卷三。

[52]见《四库全书总目》卷首载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上谕。

[53]八木奘三郎:《辽金民族の古传と文化》,《满蒙》第16年9月号,1935年9月。

[54]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43—47页。

[55]参见王弘力:《契丹小字墓志研究》,《民族语文》1986年第4期,58页;即实:《从天子说起》,《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56页。

[56]《东胡民族考》之十“契丹篇”,见《白鸟库吉全集》第4卷,东京岩波书店,1970年,262—264页。

[57]方壮猷《契丹民族考》是一篇数万字的长文,连载于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女师大学术季刊》1卷2、3期(1930年6、9月),今查该文80%以上的 内容 抄袭自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契丹篇》,只是文章结构做了若干变动而已。后方氏于193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胡民族考》中译本,唯独删去了最后一节“契丹”,其中隐衷大概就在于此。方氏发表于《燕京学报》第8期(1930年12月)上的《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两文,曾被人指出有抄袭《东胡民族考》之嫌(见《燕京学报》第9期封三,1931年6月),而《契丹民族考》一文的剽窃行为尚不为人所知,故附识于此。

[58]清格尔泰:《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59]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五探》,《汉学研究》13卷第2期,1995年12月,318、342页。

[60]即实:《关于契丹数词音读 问题 》,《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61]见前揭清格尔泰《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

[62]见前揭王弘力《契丹小字墓志研究》。

[63]陈汉章《辽史索隐》卷七已有“耶律俨本《魏书》”之说。

[64]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40—41页。

[65]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位字第79号。

[66] S.2052号。据王仲荦《〈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的意见,此谱大约编于唐德宗时,见《碏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365页。

[67]《辽代石刻文编》第456页。

[68]李逸友:《辽耶律琮墓石刻及神道碑铭》,载《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69]《辽代石刻文编》第306、308页。

[70]松浦茂:《金代女真氏族の构成について——『金史』百官志にみえる封号の规定をめぐって》,《东洋史研究》36卷第4号,1978年3月,第13、33页。

[71]姚从吾:《说阿保机 时代 的汉城》,《国学季刊》5卷1号,1935年。

[72]都兴智:《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5期。

[73]见《辽史》卷五《世宗纪》、卷七七《耶律颓昱传》。

[74]《契丹小字研究》第569、584页。

[75]以上两方契丹大字墓志尚未发表,此据刘凤翥先生告知。

[76]《辽代石刻文编》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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