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泓: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

朱泓: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

蒙古文化元火工作室2019-10-25 2:49:084361A+A-

*作者简介:朱泓,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中心主任,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种,或者称种族,与民族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众所周知,识别民族的依据主要是语言、习俗等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即侧重于对某一特定人群社会文化属性方面的考察。然而,划分种族的标志则是体质结构上的某些共同的遗传性状,—般是以肤色、眼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以及头形、面形和其他遗传学特征为依据的,即着眼于对其自然生物属性的考察。但是,既然二者的研究对象都是某一特定的人群,那么它们之间又必然会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对古代民族人种成分的分析,必将有助于最终解决这些民族的渊源与流向等重大学术课题,并且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问题的探索,也不无禆益。



    

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匈奴之名始显于战国时期。作为一个强大的草原游牧民族,自公元前3世纪始,匈奴人曾经在中国北方的历史舞台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她与中原的秦汉王朝时战时和,关系非常密切。公元1世纪中叶,在东汉军事力量的打击下,匈奴人内讧,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臣服于东汉王朝,北匈奴西迁。被某些西方史家称之为“上帝之鞭”的北匈奴铁骑,后来曾直捣东欧,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内迁的南匈奴人逐渐与其他民族杂居、融合,至南北朝后期,匈奴的族称日趋消失。


对于匈奴人的种族类型,中外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做过许多推测。他们之中,有的学者从比较语言学出发,或认为匈奴族的主体成分应为蒙古人种,或认为应属突厥种。另一些学者则根据古代文献中的个别记载,对匈奴人的体貌特征做出间接的推断。


王国维引证《晋书》中关于羯胡相貌特征的描述,推论匈奴人的面貌亦应是深目、高 鼻、多须而与西胡无异,有人则进一步据此提出匈奴人应属突厥族。


黄文弼则根据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上对匈奴人面目的刻画一“面阔多须髯,唇厚鼻平,目小,其眼睑作三角形”等特征,断言匈奴为蒙古人种。


马踏匈奴


然而,上述各说的立论根据都不是从匈奴族的人类学资料出发,自难令人完全信服。近1个世纪以来,在前苏联的南西伯利亚、 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发现的一系列与匈奴族有关的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标本,为我们直接运用人种学方法探讨匈奴人种系归属问题提供了 珍贵的科学资料。

    

前苏联贝加尔湖地区伊里莫夫谷地出土的公元前1世纪前后的匈奴人骨,经苏联人类学家杰别茨研究,指出其具有中长颅形和低颅性质,可归属于古西伯利亚类型的蒙古人种,并且认为其中有部分个体呈现出欧罗巴人种的特征,而蒙古人种特点有所减弱,蒙古人民共和国诺颜乌拉匈奴墓葬(包括王陵)中的人头骨也具有古西伯利亚类型的特点,由此,杰别茨推断公元前1世纪生活在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古代匈奴人,均属于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


在诺颜乌拉以西约300公里处的呼尼河沿岸公元1世纪中叶的匈奴墓葬中,也出土了一批人骨,匈牙利人类学家托思在研究了这批标本后认为:有些头骨表现出明显的欧洲人种特征,而另一些头骨则反映出具有蒙古人种的因素。因此,他推断在中央亚细亚铁器时代存在着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共存的现象。

    

在我国境内发现的人骨材料中,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可能与匈奴族有关的颅骨资料,共计4批:桃红巴拉组、崞县窑子组、毛庆沟组和饮牛沟组。 


桃红巴拉的人骨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的春秋晚期古墓;


崞岛窑子墓地位于乌兰察布盟凉城县境内的蛮汗山北麓,时代约当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毛庆沟和饮牛沟两处东周时期墓葬均位于蛮汗山南麓,相互之间仅隔2〜3公里,在埋葬习俗和文化性质上亦完全一致,故应视为相同类型的墓地。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哈萨克人


据有关学者研究,桃红巴拉墓葬可能属林胡遗存,而崞县窑子、毛庆沟、饮牛沟的墓葬,可能与楼烦有关,林胡、楼烦至战国晚期已改称匈奴,故上述各考古遗存又被称为先匈奴文化或者早期匈奴文化。

    

从人类学特征上来看,桃红巴拉和崞县窑子两组头骨的种系成分,以北亚类型因素为主。桃红巴拉组的成年标本仅有1具残颅,其颅型短宽,上面部很高,低眶,面部扁平。崞县窑子组在颅型上与桃红巴拉组较为近似,但同时还表现出程度较弱的低颅性质,面部待征亦大体与桃红巴拉组相仿。


毛庆沟和饮牛沟两处墓地中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有关的墓葬出土的人骨资料(A组),则似乎含有更多一些的东亚类型人种成分,与崞县窑子组相比,他们一般具有较为高、狭一些的颅型和较窄的面形,但该组所具有的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和平颌型的特点,又显然是受到了北亚蒙古人种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该颅骨组的种系成分中可能包括了蒙古人种东亚、北亚两种类型的因素,而以东亚类型因素占主导地位

    

在我国境内出土的时代较晚的一份匈奴族人类学资料是大通匈奴组。该组头骨发现于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的1座东汉晚期墓葬之中,由于该墓随葬品中包括有1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故被认为应属南匈奴的遗存。大通匈奴组颇大的头骨水平直径和横径、高面、较阔的面宽、扁平的鼻骨等特征与北亚人种相似,然而其较高的头高和鼻颧角所反映的面突度,则不同于北亚人种而接近东亚人种。

    

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蒙古人


通过对上述人种学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即匈奴族的人种构成是多元的:


活动于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和西伯利亚的匈奴族居民,在种系成分上主要为蒙古人种中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在略晚的时期又增加了某些欧罗巴人种的因素;


而生活在我国境内南流黄河两岸的匈奴族及其先民的体质类型中,则主要包括有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的两种成分。


潘其风先生曾经指出,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南北两部的匈奴族,在体质类型上可能早就存在差异” 。这一意见, 应该说是极有见地的。实际上,北匈奴中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居民很可能就是在大漠以北的草原居民中发展起来的,而在我国境内鄂尔多斯高原和乌兰察布草原等地区所发现的东周时期有关人骨资科,很可能就代表了南匈奴的祖先类型。南北匈奴之间在种系构成方面本来就存在着不同的来源,而这种血缘成分的复杂性伴随着匈奴族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活动,必然会愈演愈烈。正是就一种族渊源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离心力,早已在貌似强大的匈奴共同体内部埋下了分裂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南北匈奴的分背。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萨哈雅库特人


大部分雅库特人原本过半游牧的生活,冬季住处是覆土的圆木小屋,搭起圆锥形桦树皮帐幕(在中国称“仙人柱”、“撮罗子”等,在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分布的地方还可以见到)的夏季营地位于牧场或过冬干草出处附近。经由同化的过程,许多南方萨哈人转向耕种,而较北的萨哈人从埃文克人那里引进驯鹿养殖。因铁器而大大闻名的萨哈人也制陶,这是历史上西伯利亚各民族中独一无二的事业。



    

鲜卑族是继匈奴人之后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崛起的另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据文献史料记载,其与乌桓同为东胡后裔。秦汉之际,东胡为匈奴所灭,乌桓、鲜卑并受匈奴役属。公元91年,北匈奴被东汉王朝联合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击败西迁。此时,鲜卑人大举南迁、西进,占据匈奴故地,留居故地的匈奴余众约10余万落,亦自号鲜卑。


在鲜卑共同体内部又包括有许多不同的部别,大体可区分为北部鲜卑东部鲜卑两大类。北部鲜卑又称拓跋鲜单,东部鲜卑则包括慕容、宇文、段氏等部。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期间,鲜卑各部先后建立了众多的地方政权,尤其是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在统一中国北方,促进当时封建社会政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等方面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隋唐以来,鲜卑族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鲜卑人逐渐融合到其他民族之中。

    

目前已发表的鲜卑族或被认为属鲜卑族祖先的人类学资料,共计4批,即完工、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和平洋墓葬的人骨标本。这4处墓葬均被认为属拓跋鲜卑或其先世的遗存。


完工遗址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1961年和1963年曾先后进行过两次清理发掘,共釆集到4具颅骨标本。


扎赉诺尔墓地位于新巴尔虎右旗的木图那雅河畔,在1959年、1960年和1986年的3次调査和发掘中共清理墓葬46座,采集到可供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成 年人头骨17具。


南杨家营子遗址位于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巴林左旗,1962年对该遗址的墓地进行了正式发掘,采集到10例头骨标本。上述3处鲜卑族墓地的年代均大致约当汉代,其中以完工墓地的年代最早,有人认为可能不晚于公元前3世纪。


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洲人


1984年和1985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泰来县乎洋镇的砖厂、战斗两处古代墓地进行了正式发 掘,采集到可供测量研究的颅骨,共计28例。据发掘者意见,平洋墓葬的年代大约从春秋晚期直到战国晚期,而以该墓葬为代表的平洋文化被认为应该 是拓跋鲜卑及其先世的遗存。

    

潘其风、韩康信先生首先对完工、南杨家营子和扎赉诺尔墓地前两次发掘所获得的人类学资料进行了整理和研究,指出这3组头骨“在大人种方面都归属蒙古大人种,并且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各分支中的西伯利亚(北亚)、北极和东亚蒙古人种,分别有程度不同的接近关系。


完工组显出与北极蒙古人种相似的成分居多,可能这包含有一些西伯利亚和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


扎赉诺尔组主要是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性状,同时,不排除在某种程度上还杂有一些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


南杨家营子组的情况,同扎赉诺尔组有些类似,但在该组所见之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性状,更趋明显” 。


笔者曾对扎赉诺尔墓地第三次发掘过程中收集到的8例颅骨进行了初步的观察和研究,发现这批头骨上的西伯利亚人种特征较之前两次发掘所得标本更为明显。从目前所掌握的3次发掘的全部资料考察,扎赉诺尔汉代鲜卑族居民的种族特征,可能系以西伯利亚蒙古人种为主体(A组),另外还有一部分可归麁为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和北极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B组)。     


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因纽特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对比资料中,扎赉诺尔A组的鲜卑族居民在体质特征上与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人最为相似,并且相互之间的接近程度甚至超过了扎赉诺尔A组与同一片墓地中埋葬的扎赉诺尔B组鲜卑族成员之间的关系。而扎赉诺尔B组所具有的西伯利亚、北极人种的混血特征,却在古代对比组中与完工组最为相似。这就使得扎赉诺尔墓地的鲜卑族居民似乎处于一种介于完工居民和匈奴人之间的过渡位置上


结合到历史上北匈奴西迁后,大量匈奴人加入鲜卑共同体的事实,我们或许可以做出如下推测:完工组所体现的以北极蒙古人种为主要体质因素的特点,可能代表了拓跋鲜卑祖先类型的特征,而扎赉诺尔居民中种系成分的复杂性,表明了他们很可能是鲜卑、匈奴两族混血的产物,抑或他们中的某些人本身就可能是那些“自号鲜卑”的匈奴族成员


潘其风先生在对平洋墓葬的颅骨资料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分析后认为,“平洋组古居民是一组同种系多类型的群体,其人种类型主要与东北亚蒙古人种(即北极蒙古人种)接近,同时也与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相关。”他还指出,“在北方草原地区各古代组中,平洋组与完工组最接近”,这一事实“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两者可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类型”。


由此可见,完工居民所拥有的种族类型在呼伦贝尔草原及其邻近地区是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的,他们所具有的种系特征可能确实是拓跋鲜卑的先世本身固有的遗传学性状,而诸如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等处鲜卑族人群中的那些明显的西伯利亚人种成分,显然是由于来自匈奴人或者其他与匈奴人具有相同种系渊源的部族基因流入的结果。

     

应该指出,目前已见诸报道的鲜卑族人种学资料,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均属拓跋鲜卑,而东部鲜卑的种系归属问题,至今仍是不解之谜,只得 、期待于有关人骨遗存的发现和研究。


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沈阳锡伯人


另据文献史料记载,鲜卑乃东胡后裔,因此,当人们对鲜卑族种系成分的渊源进行探索的时候,就不能不联想到东胡人种族类型的问题。尽管目前学术界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认为,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其中心分布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当属东胡遗存。对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遗骸的人类学研究,从30年代便已开始,至今已积累了赤峰红山后和夏家店、宁城南山根和小黑石沟等4批头骨资料。经过观察与测量,上述各处遗址出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颅骨在种系特征上相当一致。他们普遍具有“偏长的中颅型、高颅型和狭颅型,较窄的面宽,较陡直的前额,较阔的鼻形和颇大的上面部扁平度。


在这些特征中,除上面部扁平度一项与东亚类型差距显著以及鼻形略宽些之外,其余诸项特征均与东亚类型十分相似,而颇为扁平的面部和较阔的鼻形恰恰是北亚蒙古人种通常具有的特征。“因此,该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可概括为,以东亚类型成分占主导地位的东亚、北亚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


笔者曾经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法对夏家店上层文化颅骨与完工、扎赉诺尔和南杨家营子3组鲜卑族颅骨进行过对比,其结果证明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与上述3组鲜卑族居民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遗传距离。如果我们还有理由将完工组作为早期鲜卑的代表,那么便很难设想她们能够具有像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那样的“东胡”祖先。所以,更为可能的是,历史上的“东胡”只是当时中原人对活动于匈奴以东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一种泛称,在其内部并没有共同的人种学联系。


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鄂伦春人



    

契丹之名始见于《魏书》,其与库莫奚一道, 被认为同属“东部宇文之别种”。在登国三年 (388年)为北魏军所破,“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避居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以南,和龙 (今辽宁省朝阳市)以北,从事游牧。从此,契丹族加强了独立发展的倾向。从4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契丹人走过了长达5个半世纪之久的艰难曲折的路程。唐朝末年,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了契丹各部,其势力才日渐强大。907年阿保机即可汗位,916年称皇帝,年号神册,国号契丹。至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为大辽。


契丹族自建国以来,在200余年的历史过程中主宰了北部中国的政治舞台,1125年,为女真人所灭,有关契丹人的种族类型问题,很早以前便引起了中外学者们的关注。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等人曾试图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证契丹人种,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或者认为契丹人属蒙古种,或者认为是通古斯种,还有人认为应该是蒙古及通古斯的混合种,说法不一。实际上,语言和种族二者之间,虽然在某种情況下存在着一些联系,但毕竟分属不同的范畴,相互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若想仅仅通过语言异同的比较来探讨人群的种系问题,是难以获得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近年来,由于我国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北方地区尤其是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陆续发现和发掘了许多处契丹族墓葬,并出土了一批古代契丹族居民的遗骸,为我们运用人种学的手段探索契丹人种之谜提供了可能性。目前已发表的契丹族人类学资料,包括豪欠营山嘴子两处辽代墓地的人骨。

    

豪欠营辽代契丹族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1981年10月,乌盟文物工作站对该墓地中的部分墓葬进行了清理,其中的六号墓(M6)中出土了女尸1具,三号墓(M3)中出土了1具完整的男性成年颅骨。


山嘴子辽代契丹族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1987年至1988 年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本建设对该墓地进行了正式发掘,共清理墓葬43座,并采集到契丹族成年人颅骨12具。         


豪欠营M3男性颅骨具有短而阔的颅型和显著的低颅性质,以及高而阔的面形,因此显示出典型的北亚蒙古人种性状。在古代对比组中,M3契丹族男性颅骨与采集自河北省蔚县庄窠遗址的1具魏晋时期的鲜卑人头骨(M202)最相近似,其次与南杨家营子、扎赉诺尔、完工等组,也呈现出接近的关系。在近代对比组中,该颅骨与蒙古人、通古斯人体现出较多的共性。


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赫哲-那乃人


豪欠营M6契丹女尸的种系成分比较复杂,据原报告者的意见,认为该女尸“基本上属于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的特征” 。但根据已发表的女尸头骨测量数据和观察结果分析,其所具有的颇阔的圆颅,在女性范围中偏大的上面高绝对值,明显的高眶类型中等大小的垂直颅面指数以及面部较大的扁平度等项特征, 似乎与南亚蒙古人种存在较大的距离。在对比组 中,M6女尸在主要的颅面部形态特征上分别与古代的南杨家营子组、毛庆沟组以及近代的蒙古组、 抚顺组和通古斯组比较接近。因此,豪欠营M6契丹女尸的种系成分中可能含有某种北亚与东亚蒙古人种相混合的性状


山嘴子组的人类学资料比较丰富,通过详细的 测量、观察和比较研究,我们认为,该组契丹族颅骨上所体现出的短而阔并且有些偏低的颅型、中等偏阔的鼻型,以及垂直并且相当扁平而宽阔的面形等项特征,似乎更为接近北亚蒙古人种。但是,在某些个别的体质因素上,尤其是该组中的那些颅型比较高、狭的标本,他们的种系成分中或许与东亚、东北亚人种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运用多元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山嘴子契丹族头骨与若干古代、近代颅骨组比较的结果表明,山嘴子组与古代鲜卑族和近代蒙古族在种系特征上最为相似。

    

综合上述两批辽代契丹族的人种学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在辽代契丹人的种族成分中主体因素应该是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特征,他们一般都具有圆颅、阔颅和颅型略低的倾向,同时伴有扁平而宽阔的面部形态。这种典型的契丹族容貌特点,在许多与契丹人题材有关的辽代绘画艺术作品中曾经有过生动的描绘。


至于10世纪以前,即契丹建国之前的契丹人种特征问题,目前因缺少相关的人类学资科尚难断言,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在他们的种系构成中北亚蒙古人种的成分仍应为大宗,而辽代契丹人种成分中的东亚或者东北亚蒙古人种因素的存在,则可能是他们与其他民族发生通婚、混血的结果。


阿尔泰语系蒙古语语族—契丹后裔达斡尔人


    

从本文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以低颅和阔面相结合为主要特色的北亚(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因素,在匈奴、鲜卑和契丹这3个古代游牧民族的种族成分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但是,在不同的民族中,该体质因素出现的时间、分布的地域以及具体的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

    

在匈奴族中,低颅、阔面类型的居民主要分布在其北部人群之中,或许我们可以将其视做北匈奴及其祖先的基本种族性状。这种类型居民的存在, 在外贝加尔地区应该说是源远流长的,因为,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就已经具有相应的体质特征了。尽管前苏联的人类学家杰别茨高赫曼曾经推断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并非该地区前一阶段居民的直接后裔,从而认为他们是外来的移民, 但我们觉得外贝加尔匈奴的祖源大概仍然应该在贝加尔湖沿岸及其邻近地区去寻觅。


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鄂温克歌星-乌日娜


在匈奴族的南部人群及其先世的人种构成中体现出一种东亚与北亚蒙古人种相混合的性状,他们一般具有较高的颅型和略窄的面宽,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在人种地理分布上长期以来与东亚类型的其他族群相邻所致。目前在我国境内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1例低颅类型头骨,出土于东周时期的崞县窑子墓地(Ml), 或许可以看做是南北匈奴先设之间曾经存在过某种基因交流的证据。

    

如前所述,拓跋鲜卑的祖先类型并非低颅性质的居民。假如完工墓地和平洋墓葬的居民确实可以作为早期拓跋部及其先世的代表,那么,他们所具有的较高而偏长的颅型以及高而阔的面形,主要与东北亚(北极)蒙古人种接近。实际上,这种高颅与阔面相结合的特点,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古代居民中倒是并不鲜见的,至少在分布于第二松花江流域吉林、长春地区的西团山、骚达沟、邢家店和关马山等遗址的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中,均可观察到类似的特征。拓跋鲜卑中的低颅现象只是在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等东汉时期墓葬中才明显出现,这就不能不使人考虑到匈奴人的影响,当然更为确切地说,应该主要是来自于北匈奴的影响。

 

阿尔泰语系未定语支—高丽人(北朝鲜)


根据现有的人种学资料考察,辽代契丹人中的低颅性质与扎贲诺尔、南杨家营子等处的鲜卑人相比有所减弱。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辽代契丹人与其他高颅类型的东亚或东北亚蒙古人种居民发生了更多的血缘融合所致。《辽史•太宗纪》中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于会同三年(940年)曾“诏契丹人授汉书者皆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在法律上对两族之间同化、融合的事实予以承认,由此可见,辽代民族间通婚、混杂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另一方面,辽代契丹人中低颅性质较弱的原因,也不能完全排除由于他们在种系渊源上与拓跋鲜卑有别所致的可能性。目前在有关契丹族源问题上,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是认为:她与库莫奚同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而宇文鲜卑的主体部分却来自于匈奴。据《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记载,“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为东部大人,其语言与鲜卑颇异”。如上述史料记载尚且可信,则源出自宇文鲜卑的契丹人与匈奴族,尤其是与南匈奴人,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种族遗传学联系,而南匈奴人及其祖先恰恰如本文前面所叙述的那样,是一个颅型偏高的人群。



为了更直观地使读者了解到本文对匈奴、鲜卑、契丹3族之间人种成分的异同及种系渊源方面所做的分析,笔者根据各有关颅骨组测定数据中颧宽(zy—zy)和烦长高指数(ba-b/g—op)两项平均值,绘制了图一作为参考。颧宽值的大小反映了人群面形的宽窄;颅长高指数值的大小反映了人群颅 型的高低。在图一中,各古代颅骨组大体上可以聚合成4个组群。必须指出的是,该4个组群只是一种以个别主要体质特征为依据划分的类别,不能够绝对地与种族或民族的概念等同看待。


组群Ⅰ反映了一种高颅与阔面相结合的性状,与以完工、平洋等组为代表的拓跋鲜卑祖先类型的体质特征基本一致,可能含有较多东北亚蒙古人种的血统。


组群Ⅱ是一个低颅、阔面集团,主要代表了北匈奴及其先世的种系特点,扎赉诺尔A组和南杨家营子组等含有北匈奴人体质因素的拓跋鲜卑人群,亦纳入其中,其主要种系成分应为北亚蒙古人种。


组群Ⅲ的显著特征是高颅与窄面的结合,以东亚蒙古人种为主体成分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是该组群的典型代表,毛庆沟、饮牛沟合并A组亦应归属这一组群。


组群Ⅳ是介于上述3个组群之间过渡地位的另一个类群,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混血性质,以大通匈奴组和崞县窑子组为代表的南匈奴人及其先世中的一部分群体,可能属于该类型的居民。此外,山嘴子组所代表的辽代契丹人亦可划归这一组群,这一分类结果与文献史料中有关契丹族源的记载大抵吻合。


阿尔泰语系未定语支—高丽人(韩国)


(文章有删节,原文载于《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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