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13年出生于沈阳。当时，清朝皇帝已退位，中国改称“民国”，这个民国的实权却落到北洋军阀手中。统治东北的军阀头子是张作霖。我父亲正在这位张大帅手下当县长。
我的童年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且体弱多病，愚昧无知。不过，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里，从小就常常听到中国被侵略的事，特别是我出生前的日俄战争。
我15岁以后才逐渐懂了点事。父亲已经死了两年，我也长大了，有点行动自由。也正是这一年，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张死不足惜，问题是日本人又想干什么?我开始有爱国心，加上好奇转入一个特殊的学校一一私立冯庸大学附中。冯庸与张学良是世交，他标榜救国，自称“毁家兴学”自任校长，看来他是不服张学良，想独树一帜。在这个学校，我倒有些收获：在校寄宿，养成生活自理的习惯，学校重视军训和体育，我的身体也强壮起来。
我已念过一年初中，到冯大附中又从头开始，功课不费劲，有时间看课外书籍。最主要的是，我开始接触一些政治活动和各种学说。
1929年在东北换上“青天白日旗”，中学里都增设了“党义”课。在冯大，讲三民主义的却是国家主义派的人，他们骂孙中山更骂共产党；有人还传播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教育对我的效果，适得其反。我想了解究竟什么叫共产主义?我居然借到一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我没有完全看懂，但对那些胡说八道的反共言论，我是不信了。同年秋，发生“中东路事件”，中苏之间关于共管北满铁路有争议。冯庸竟率全校师生北上，号称“歼俄义勇军”，学生都发了枪，名义是抗俄，实则他要宣扬自己。我们路经哈尔滨时，有一位不速之客到驻地院子里讲演，我没有听到头尾，但有一句提醒了我，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苏联，是日本!”后来，冯庸说，学校里发现了共产党活动。果然，1931年，我刚上高中，就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日本占领沈阳后，冯大师生多数跑到北平。不久，冯庸也来了，他又打出“抗日义勇军”的旗号。他曾领我们去南京请愿，蒋介石接见平津学生时，讲不出一点道理。冯庸站在蒋的身旁一言不发。从此，我既不相信蒋介石也不相信冯庸了。1932年春，我脱离了冯庸集团。
1932年春到1933年夏，在北平一年零三个月里，我补习了高中课程，还看了几十本社会科学书。1933年夏，我考入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当时的“读书救国论”我是不相信的，但又找不到别的出路。
1935年“一二·九”时，我已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南京政府步步退让。北平同学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全国各地响应，山东大学也组成学生救国会。我参加了救亡运动，又增长了不少见识。刚成立学生会，就有人破坏，说学生会有“背景”(指共产党)，背景二字早已吓不倒我了。不久，有一位同学拿来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我们看后，把这个宣言贴出去了。我们曾到第三码头宣传抗日，被拘留，但无人审讯。这时学校开除六位同学，恰是品学兼优又主张抗日的。真是抗日有罪！我们罢课了，物理系主任找我谈话，叫我去泰山旅游，他给钱。这是收买，我怎么能干呢?我当学生代表去见青岛市市长沈鸿烈，让他放一个被抓起的学生，沈一再表示他不愿镇压学生。但第二天凌晨就把我们三十多人抓起来了；同时学校又宣布开除我们13人。我们在公安局被拘留期间，南京教育部来了一位次长，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只允许第二批开除的学生回学校复课。我回校后，再没有心思念书了。我曾去上海，代表青岛学生参加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并参加了纪念“五卅”的游行。上述一系列活动，对我教育很大，我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36年夏，我回到北平，这时我才加入共产党。本来我想去苏区，介绍人说服我留在北平，搞学生运动。于是我入了北平的东北大学。直到“七七”事变，我离开了北平，经过山东、河南，到1937年秋，我才到山西五台山参加了八路军。
我讲这一段历史干什么?
第一，我在说，我不赞成唯成分论。按唯成分论，我怎么能参加革命?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唯成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说这个，就更说不通了！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人们的社会地位还不能变化吗？穷人一直穷，革命干什么?我们发展党员，是看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还是只讲成分？
第二，我想对青年朋友宣传：1.不要依赖父母，路要自己走，事业要自己干；2.不要只抠课本，要看看课本以外的世界；还要自己思考和判断；3.要注意身体，体育锻炼和军训大有好处！
第三，做人，还是要有一点“傻气”。不要过多考虑个人得失，不要什么都怕。总而言之不要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人，谁也不喜欢最后落个孤家寡人。
1955年，廷懋被授予少将军衔
右一廷懋
内蒙古人民子弟兵的成长
1957年，廷懋（前排右四）在骑兵第五师
1964年3月，乌兰夫（右三）、王再天（左二）、廷懋（左三）到内蒙古医院看望正在治疗中的龙梅和玉荣
廷懋（二排右三）参加总部会议，前排正中为肖华
在建军五十周年时，姚喆（前排左五）来内蒙古军区，前排左六为廷懋，前排从左起为黄厚、刘昌、刘华香、孔飞
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时，张策（正中）来参加庆祝活动，左二为廷懋、右二为张策夫人、右一为孔飞、左一为鲍荫扎布
1960年，吴涛（前右）、廷懋（前左）到锡林郭勒检阅草原民兵
吴涛（二排右二）、廷懋（二排左二）到草原民兵家走访
1958年，廷懋下连当兵，这是全班合影，前排右二为廷懋，前排左三为希利模
廷懋（右二）和班里同志参加训练
廷懋（中）和班长（右一）及同去当兵的希利模合影
廷懋（前一）在喂马
廷懋（右二）在擦枪
廷懋（前排左四）和全连合影，前排右三为希利模
廷懋（左五）和席达（右二）、墨志清（右四）、梁育秀（左四）、葛尔乐图（左三）、白英（左一）合影
廷懋（前排右三）到包头视察工作，前排左四为墨志清，前排左三青吉入木
胡耀邦来内蒙古检查工作。前排从左起为黄厚、王铎、廷懋、胡耀邦、周惠、孔飞
1935年的冬天，我不在北平。但“一二・九”运动却影响了我一生;可以说，一ニ・九”是我前进道路上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还是从头说起吧，不然，说不清这个“转折”。不过限于篇幅1935年以前的事，不能详细写了。
我1913年出生于沈阳;论民族，是蒙古人;论成分，是官僚地主子弟;我的中学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宣扬封建道德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学校里度过的。从家庭和学校看，我是不会参加革命的。然而，小环境离不开大环境，小形势盖不住大形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里，关心国家兴亡的不会是只有一两个阶层;20年代的东北青年，怎么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无动于衷呢?
1931年，我18岁的时候，发生“九一八”事变。这，也是我的个“转折点”。“九一八”使我离家出走，用当时的话说，就叫“流亡”。流亡到北平，进一步打开我的眼界。
＂九一八”之前，东北军阅张作霖已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接班后东北易帜，“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学校里加上了“党义”课。我所在那个学校，讲三民主义的老师却是国家主义派的人。国家主义派当时已改名青年党，他们骂国民党更骂共产党。我喜欢看课外书，借阅过一本《墨索里尼的生活》，是宣扬法西斯主义的;还借阅过一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本书浅近、公正地介绍了这几种学说。当时我对哪个党、哪个主义也不甚了解，不过，对那些反苏反共的滥调我已经不信了。
到北平不久，我曾参加去南京请愿，要求抗日，听过蒋介石等人讲活。他们讲不出什么道理，说是政府自有办法，要学生安心读书，不问国是。读书，我倒是读了一些，多是讲“社会主义”的。不过，讲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我分不清谁是谁非;而且，许多书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不起来。我并不相信“读书救国论”，但我又找不见别的道路。
1933年夏天，我考人青岛的山东大学，到“一二・九”，我是山东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在一、二年级，我是个好学生，这个“好”指的是安心学习，成绩不差。为什么我又能安下心来学习呢?回想起来有几个因素:第一，如上所述我没有找到救国之道，也就是说还没有革命的觉悟。第二，我爱上了物理学。青岛山东大学的环境也正适合“两耳不听窗外事”，与外界很少接触。第三，经济上，当时关内外还通邮通车，我还能从家里要几个钱;学校对东北籍学生还有一点补助。
到1935年，尤其是下半年，华北形势危急，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通，国民党一再退让，这已经是众所周知了。青岛、山东大学虽然表面平静，毕竟不是世外桃源。“一二・九”北平同学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遭到当局镇压，消息很快就传来了。此时，有一位同班同学找我说，我们也应该组织学生会，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我同意了。没有想到，学生会开始活动，就有人指责学生会“有背景”;并有些人发表声明退出学生会。“背景”是什么意思呢?“背景”这个词，当年意为后台，这个后台又是专指共产党的。原来找我参加学生会的那位同学，这时叫我也退出学生会。我很反感，一会儿叫我参加，一会儿叫我退出，拿我当小孩子要?“背景”二字，吓不倒我。不管哪个党，主张抗日，我就赞成。后来我才清楚，这位同学是国民党员。看来，他们是想抢先取得学生会的领导权，行不通，就拆台。
学校当局想用各种办法阻碍我们的救亡活动，办法之一是提前放寒假。多数同学回家了，我有家难回，留在校内。一天晚间，有一位不甚熟悉的同学，王冠仲，拿几张《八一宣言》给我看，说是不知道准寄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我看了，十分同意。我又找一位我信得过的同学商量，这位同学是王广义，他说，我们把它贴出去吧，我和他一起偷偷地贴了《八一宣言》。不久，青岛第三码头落成，放烟火庆祝。王广义等几位同学，约我到第三码头宣传抗日，我和他们一起去了，我刚刚讲了几句，就被警察抓住，带到派出所，过一会儿，几位同学也被抓来。警察什么也不说，就是看着我们，他们等什么呢?过一会儿，山东大学校长赵畸坐汽车来把我们接回学校。这位校长也是一言不发。为什么让他们一言不发?他们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但，可以证明，当年抗日救国的主张是驳不倒的。
青岛市长沈鸿烈，是我遇见过的国民党当权派里的能人。他不说抗日救国不对，也不说有什么“背景”。我们开始组织学生会时他就到校讲话。他说:“在北平用大刀对待学生是不对的。”又说＂在青岛不要请愿、游行。我这里不是中央政府，也管不了北平;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就在这里，你们游行，引起纠纷，我不好办。”“如果日本进攻青岛，我守土有责，一定与青岛共存亡。”他的讲话，竟博得许多同学的掌声。我认为，我们在第三码头被抓、被放，也是沈鸿烈的主意。
1936年春开学后，学校当局突然公布开除王广义、李声簧等六位同学，于是群情激奋，决定罢课驱长。此时，我才被推上学生会的第一线，因为学生会里几个带头的同学被开除了，我怎么能缩头不干呢?也是此时，物理系主任找我谈话，他说:“本来要开除你，我知道你无党无派，又是东北人，为你担了保。”“你现在不干，可能对同学们不好讲，你去泰山旅行吧，钱不够用，可以从我这拿。”这种事，我怎么能干呢?此后，我就和这位老师决裂了。
当年山东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很少，我只记得五个人，其中成绩最好的一位是顾德欢。在我们开始组织学生会时，顾就悄然离校了。后来听别人说，系主任说他是共产党员，他才不得不离校回上海了。此事我不知其详，但对我影响不小;因为被指为共产党人，恰是我认为最优秀的同学。同样，被开除的同学，恰是我信得过的同学。
罢课中，我和女同学吴綪当代表去找沈市长，一请他支持救亡运动，二请他释放被扣留的同学李声簧。沈鸿烈接见了我们，他说＂李声簧的父亲是他的朋友，北伐时是跨党分子(指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被杀害了，只留下这么一棵独苗。我是私人关系保护他，与同学们无关。”他又掏出一张电报给我们看，说:“蒋委员长要我解决山东大学学潮，我不能不执行。”“你们应该复课了，你回去和同学们商量商量，三天内答复我。”这是晚间讲的话，谁知第二天凌晨就出动军警把我们抓起来了。现在有的材料说这是三月八日，我已不记得日期了。
这次被抓的同学有三十人左右，有些我不熟悉。把我们关在公安局里，但不是关押犯人的房子。公安局长出面给我们讲话，不承认是逮捕，说是:“请各位来，是为了解决山东大学学潮问题。”又说:＂沈市长没有脸见你们，他从未镇压过青年，这次是不得已。”还说＂，我们都搜査过了，没有共产党的文件，请各位放心。”
抓我们的同时，学校宣布开除我和十二位同学。十年以后，我和家里人重逢，才知道，当年山东大学开除我，竟把通知书寄到沈阳我家里，那里已是“满洲国”!虽然通知书里没有写“反满抗日”字样但除了抗日救亡的学生，当年山东大学还开除过什么人呢?
我们被抓起几天后，南京政府教育部派司长孙国封来解决问题。孙是东北人，美国博士，这趟差事，使他丢了人。他什么道理也讲不出，一位女同学发言质问他，他竟说:“女孩子跟男学生一起闹什么?!”博士的思想水平实在惊人!这次在公安局的会见，孙司长宣布:先开除的六个同学，经中央教育部批准，不能收回成命，但可以转学;后开除的十三名，未经教育部批准，可以回校读书。校长赵畸，另有安排。暗示可以换校长。
关于赵校长，现在评论不一。我也说两句:第一，＂一二·九”时期，山东大学一再开除学生，校长当然有责。如果说他有难处，为什么不早些辞职呢?因为不许救亡开除学生，还把开除通知书寄到＂满洲国”去，这是小事?我并不认为这都是校长独断专行的，但，如果老校长有灵，他也不会说“无亏厥职”吧?第二，如果把镇压救亡运动的责任统统记到他的头上，那当然不公平了。与其说他勾结官府，我宁可相信，当年在青岛镇压救亡运动的总导演是沈鸿烈!
学校复课后，我们才被放出来。先开除的六个同学，被送到高级宾馆，我们可以去看望，但有沈市长的秘书陪同，实际是软禁。这位柲书对我们说:“国民党算个啥?我若有势力，不用要求入党，他们就来找我了。”又说:“将来中国前途就靠你们了!”沈鸿烈和他的警察局长、秘书，都是这样阴阳怪气!他们是做坏事而不担恶名，是镇压与欺骗相结合的能手。
几位带头的同学被开除了，走了。我回到山东大学，再也没有心读书了;我和系主任已经决裂，也不可能相安无事。1936年5月，被开除离校的同学陈廷熙来找我，约我去上海出席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我立即动身随他同去。出席全国学救联之后，我又出席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参加了上海的“五卅”游行。上海之行，使我进步坚定信心，我相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
1936年暑假，我离开山东大学，到北平找到王广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二・九”到1936年8月这半年多，是我一生中的关键时期，此后，虽然也有曲折，但没这样根本性的转折了。
我和昭衡同志1948年才相识，1949年我们曾在一个单位里工作，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政治部。不久，他就被调离军区政治部，到内蒙古党委去了。但是，我们的友谊却从此开始，延续半个世纪，而且不断加深，堪称“挚友”。
为什么呢?
其一，他1946年初就到了乌兰浩特，做开辟东蒙古的工作。我1948年秋才到乌兰浩特，那时东蒙古大局已定;我没有赶上最困难的时期。但我的老朋友胡秉权已和昭衡一同工作了三年，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相处无间。我自然和昭衡很快就熟悉了。尤其是我听到看到当地民族干部对昭衡他们的敬爱与亲切之情，我就越来越了解他们开辟工作中的艰辛和取得的成绩。
其二，“文化大革命”前，昭衡已调往天津。“文化大革命”后，他多次回内蒙古看望他的老朋友和老部下。这里的同志们也时常到天津去看昭衡老两口。来来往往，音讯不绝。可以说，内蒙古是昭衡第二故乡。20世纪80年代我还和昭衡等七人为《辽沈战役》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东蒙根据地的创建》。为此，我们往返于北京和内蒙古各地，进行过多次座谈，讨论并查看档案。这项活动，使我加深了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并和昭衡取得共识。
其三，20世纪90年代，昭衡和我，对内蒙古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又有些新的看法;特别是对所谓“内人党”一案的由来，昭衡无意中接触到一点鲜为人知的线索，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不过，只有推测，没有凭证，不便公开。我写这一段是为了说明我们的友谊在继续发展，直到昭衡逝世。
选拔和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党的组织路线的中心任务，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中共十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
从我区干部队伍的现状来看，班子老化现象非常明显。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平均年龄63.6岁，政府正副主席平均年龄59.1岁厅局领导班子58.6岁;盟市委常委平均年龄55.5岁，盟公署和市政府班子平均年龄52岁多;旗县委常委班子平均年龄50.7岁。现在盟市委班子的平均年龄超过55岁的6个，如果不调整，明年就要增加到10个;盟公署、市政府班子平均年龄超过55岁的有8个，明年就要增加到10个。由于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进展迟缓，平均年龄增长的趋势是必然的，过一年就长一岁。在干部问题上存在着青黄不接的情况，老干部年老体弱，带病工作的人一天天增加。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不清醒，拖下去，到倒下的时候，被迫提拔一些不太理想的人到领导岗位上，这样对党不利。我们不应该做这种选择。另一种选择是，立即主动地培养提拔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这是形势的需要，党的事业的需要。
这项工作目前在我区进展比较迟缓，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思想上看，主要是一些同志缺乏紧迫感，认为老干部还健在，工作还能顶下来，不必急着选拔青年干部。其实，有些老同志看起来面红体胖，实际上肌体中的机构、零件老化了，不结实了。紧张的工作，坚持一星期、两星期可以，时间长了就顶不住了。有些老同志不愿让位，老实说，考虑个人问题多了，考虑党和人民的利益少了。是不是这么个问题呀?我刚恢复工作的时候，有的同志和我说:“落实政策就要让我工作，哪怕今天下令，明天免职都可以。”我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今天下命令你当什么长，明天又下命令免职，我们党能干这个事吗?这是一种论调。现在又有一种论调:“落实政策刚工作两年就不让我干了。”你看，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时候说工作两天也行现在两年也不行。转来转去，还是从个人着想，没有从党的事业来考虑嘛。为共产主义事业，党让工作，有困难也得顶着;党说有人啦，你可以休息，我服从命令。有年富力强的你不让，非占着这个位置，你这叫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还有人说，即使老干部从岗位上退下来，也用不着专门选拔年轻干部，一茬一茬顶就行了。什么一茬一茬?这十几年搞乱了，有些同志好时光过去了。你能工作的时候，把你关在牛棚里，等到放出来，确实不行了，有困难。这样的同志我看到过，连我自己也这样。在家坐着的时候，精力充沛，我还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干上两年，累得够呛，和闲着不一样。当然，要是抽烟喝茶，看完大参考看小参考，谁也行;要说解决问题，哪有那么容易呀。“一茬一茬”，这个茬搞乱了搞耽误了。现在中央为什么强调提拔中青年干部?那是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班子老化的情况提出来的，不是平空提出来的，不是正常的一茬一茬。所谓“一茬一茬”，这个“茬”从哪来?就像种庄稼，也得精心选种，适时播种、锄草、施肥。你坐在家里，粮食就自然长出来哪有这个事?说得轻巧得很!要我说不是“一茬一茬”，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光坐在屋子里喝茶抽烟，长出来的是草，不是庄稼。不是这个道理吗?
中央领导同志曾讲过，“先进后出”，老同志能工作的让工作。有的同志对这句话作了片面理解。不能说老同志都不能工作，有些同志虽然老了，还得他顶着，他确实有经验，确实需要他，有这个情况，不能一刀切。但是，不能理解为，这就可以不着急了，“三位ー体”不搞了。中央讲过，老同志把班交好，茬接好，这是主要任务。甚至说，在别的问题上，在具体工作上出点错，还可以谅解，在交班问题上，在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上搞不好，就是重大的失职。全国如此，自治区也如此。我们坐在这儿，光想我自己不错，这行吗?光想个人，将来子孙后代都不会原谅的。你把事情耽误了，到时候你一伸腿走了，说真的，悼词都不好作。
对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目前还有争论。提拔50岁左右的人可能争论少ー些，提拔40岁左右的怀疑和争论就多了，说太嫩了。中央领导同志再三强调，今后选拔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重点是40岁以下的干部，百分之七十以上应该是40岁左右40岁以下的。其理由:第一，是年富力强。第二，可以争取时间有计划地培养。他们现在没有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过了三年、五年、十年，就会有经验，就能胜任领导工作了。这就可以避免将来自己倒下以后仓促交班仓促接班的那种情况。第三，40岁以下的有人オ。第四，40岁左右的人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青年人的表现;他们知道的事，我们不知道。根据这四条理由，今后必须把培养选拔40岁左右的优秀干部作为重点。
关于培养选拔的办法，小平同志讲的台阶论，一阶一阶地上来还是必要的，要按级提拔。也可以越级，但越级提拔的只能是少数。用台阶论办法上来的人，他的基础比较巩固踏实，本领比较全面。有的地方把大学毕业生放到公社里去工作一个时期，再抽上来，以后到县委，再到地委，再到省委，一级一级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选拔干部要重视政治标准，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可以给他一般工作。要培养自己能写文章的中青年干部。但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特别谨慎。一是必须能写文章，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既能写又有德，叫作德才兼备。我们是要培养做领导工作的干部，光说德好，讲也讲不清楚，写也写不明白，就是一不贪污，二不腐化，勤勤恳恳，这当然是好的，是必要的，但光是这些也难以完成任务。要有才，当然要特别注意德。
培养选拔接班人要大规模地进行，必须大批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宏伟大业的需要，培养提拔少了是不够用的。这是一条理由。第二条，只有大批地提拔经过选择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交接班稳定地进行。他们经过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到接班时就成熟了、稳定了。还有一个理由，要有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在那里坐镇，兴风作浪的分子才搞不起大乱子。只靠徳高望重，顶不下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选拔培养干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是看一眼，谈一次话，或者听说他写过一篇什么文章，就能看准的。这需要较长时间的全面观察，所以这个事情不着急不行。急，不是临时抓乱，是要早动手，不能只说不练。这次会议根据自治区的实际对1980年制定的规划作了调整，规定了到1982年底要达到的目标:要求各厅局级班子进两名中青干部，平均年龄降到55岁左右(现在是58.6岁);各盟市常委中进二至三名中青干部，平均年龄降到52岁左右(现在是55.5岁);旗县委常委平均年龄降到45岁左右(现在是50.7岁)。要达到这个目标，不但要解决“进”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出”的问题，有进有出，对此，我没有不同意见，请同志们再研究。我主张积极地、踏踏实实地抓这件事，规划越符合实际越好。光说几岁不行，重要的是德才。如果光抓年轻的，像人家以前的干法着了急，坐汽车下去找两个二十来岁的，咱们可干不得。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上边的，下边的，反复考察，越准确越好。
我再讲讲民族干部问题。我区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多提拔一些少数民族干部是完全正确的。几十年来，我们党在内蒙古培养、提拔、使用了一大批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对自治区的革命和建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作用，是汉族干部所不能替代的。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本民族的情况，和本民族的群众有较密切的联系，在本民族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隔阂尚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群众对他们寄予很大的信赖和希望，他们也就更能代表本民族的意志和愿望。提拔重用少数民族干部，是体现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自主权的重要标志，这是党的民族政策，丝毫也不应怀疑。党对干部提出的德才标准，是全党干部的共性，对少数民族干部也是完全适用的。毛泽东同志讲过: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这里既说了共性，又说了个性。对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绝不可作片面地理解。不可以一说“共产主义”就忘了民族问题。前些年不是这样吗?“都社会主义了，还有什么民族不民族”这个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也不可以一讲民族问题，就忘了共产主义。一讲落实民族政策连共产主义也“落实”没了，那可不行。有的同志说，党委一把手非得是蒙古人。我就不赞成。实行区域自治政策，人大常委会、政府把手应该是实行区域自治的主体民族出身的同志担任。如果说各级党委也都必须这样，那就有点过头了。当然，有适当人也可以。党组织，不宜过分强调民族出身。要注意培养、提拔民族干部;又不可过分。有些思想是不好的，不但是少数民族，还得是哪个盟的;不但是哪个盟的，还得是哪个旗的。共产党人，怎么能分得那么细呀!要注意选拔、培养本地干部，又不可以排斥外来干部。分得那么细，就会害了党的事业，也害了少数民族，我们就会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分得太细、太清，是落后的反映，不是先进的。把共产主义和民族问题分割开，把共性和个性对立起来，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者应该按民族问题的本来面貌，充分承认它的客观性、群众性和长期性。这也叫实事求是。你说社会主义没有民族问题，怎么没有?明摆着，每件事情上都碰到民族问题。这是客观存在，而且是长期的。也不能说“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没有了，民族问题还有没有?毛主席也讲过，阶级消灭了，民族还存在。应该要求各民族出身的干部和共产党员都要热爱自己的民族，富有民族自豪感。我们党并不认为，一个少数民族干部无视和藐视自己的民族是一种高尚的风格。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热爱民族的感情和热爱祖国的思想是一致的。两年多来，根据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我们对一大批干部积极作了安排，特别注意了对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的提拔和使用。目前，自治区一级党、政、军、群领导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占40％到50％;各盟市和旗县委领导班子，大致与此相同。当然，不应该一刀切。有些少数民族人口特少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都是50％。而牧区、林区、猎区的领导班子，少数民族干部则又应多一些，可以超过50％。归根结底，干部问题是群众问题，是跟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着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总的比例是基本符合自治区实际的。当然在今后的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调整，使之更加符合自治区形势的发展。我们还要注意讲质量、讲德才。内蒙古自治区是全国成立最早的自治区，曾经是模范自治区。“文革”中，我们的干部经过考验，表现是好的。今后，我们的干部还是要标准高一点，要真正按德才选拔。我提醒同志们注意，在强调培养、提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同时，决不可以忽视对汉族干部的培养、提拔、使用。不承认“主体”是不对的;如果不承认“主体”，不讲少数民族干部，那就没有民族政策，没有民族区域自治了。反过来说，忘记了“多数”同样会犯错误。我们决不可以离开内蒙古的实际思考和处理问题。周惠同志讲过大青山不是喜马拉雅山。这话我赞成。我说的可能不太适当，咱们老蒙古坐天下的时候，从成吉思汗到“入主中原”，各民族的人他都用。一个少数民族把中国统一起来，而且还闹“四大汗国”，闹到莫斯科跟前，不简单，并不是“只识弯弓射大雕”。他还是调动了一些人的积极性，还是使用了各民族的人。当然喽，他那是另外一种制度，不是社会主义。清朝入关也不那么简单，也不是成天搞我是哪个旗的、哪个盟的。清朝讲旗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族还有八旗。什么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他都用上了。眼光狭窄，度量很小，是办不成大事的。社会主义是大事业，比唐宋元明清都大，搞共产主义没有远大眼光和宽阔的胸怀就搞不成。这和两个人恋爱不一样，不能看着不顺眼就吹。内蒙古1800万人民谁也离不开谁，只有加强团结，按党的政策办事才行，如果违背了，就是坑我们自己。
一、为什么他留在牧区不回来?离开时间、地点及其他条件，就讲不清问题!
1.说什么“将军之子”“军区大院”?“文革”时期，将军算个啥?军区大院是恐怖大院!自称“左派”，便可横行。我这样人，人得“罪”，全家遭殃!在这个大院里，我的孩子没有朋友，也没有叔叔、阿姨;连个敢说公道话的邻居也没有!1972年，我已经被放出来，但不是什么“平反”，还是“走资派”之类。孩子们会留恋这个大院吗?相反的，牧区和城市情况不同，越是交通不便的地方，越是贫困的地方，“左派”首长不去，造反派、红卫兵也不想停留，社会比较安静。人们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爱吃苦耐劳的人。那里真是孩子们的“广阔天地!”巴特尔(指廷・巴特尔)爱上了那里的人，那里的人也爱上了巴特尔。这是巴特尔留在那里的主要原因。有人说，牧区生活很艰苦。我知道:自己愿意的事，就不苦;自己不喜欢的事，非干不行，才是真苦!
2.我支持巴特尔留在牧区;我认为他有自知之明。那个时候，我们哪里会想到什么“三个代表”?!我们全家都没有想再当什么官。孩子们也看到，当官的不是欺负别人，就是被打、被斗。也有不干坏事，好事也干不成的。上班喝茶、看报，说闲话还要加小心!巴特尔说过，“我回城，还得老爹想办法安排。坐办公室?我不是那个材料!当工人?长期做那几个零件…不如在牧区，有的是活干！”巴特尔此时已经不想当兵。我知道几个孩子都不想当兵;他们内心里瞧不起那时的军人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巴特尔那时就瞧不起那些下基层要吃要喝的干部。他只想给牧民办点好事。他有个好处是，谁侵占牧民的利益他也敢顶。曾经因为这种事，传说他要被开除党籍。他说，“我不能拿牧民的利益换党籍!”后来又说不是开除，是“察看”。他说:“你愿意察多久，就察多久!”这个，我也赞成。巴特尔不想当干部，不想升官发财，他怕什么?越是这样，牧民越喜欢他。
3.巴特尔交了个好朋友，是大队的马倌，是个好劳动而且品质好的人。他把妹妹介绍给巴特尔。这个女孩也是个好劳动，与巴特尔结婚后，两个人情投意合。这就多了一个问题，我们能让巴特尔回来，把牧羊女扔下吗?这是我们不能干的事。这个儿媳妇，当时根本不会说汉话，她的亲朋都在牧区。如果我们把儿子、媳妇都接回来，必然是两口子都不满意!费力不讨好。
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叫我干什么，我都不干。我只称年老体弱，不能再上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叫我干什么，我都不讲价钱，服从分配。可是，我能一上班就考虑孩子的事吗?当时，百废待兴，特别是要为冤案平反，要重新组建班子，要防止苏联动武。我怎么能顾上自己的孩子?!
5.“文革”这场灾难，也可以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国家大事如此，家庭小事也如此。如果没有“文革”，我的巴特尔怎么会成了“牧人之子”?我不信神佛，也不怕鬼怪，但，我信有个命运问题。我说的“命”，不是宿命论，是指自己不能选择的事物。 例如:我当一辈子兵，没有负过伤。又如:经过“文革”这场大灾大难，我家没有死、伤人。这类有惊无险的事，只能尽人力、听天命。
二、巴特尔的成绩，不应过多的归功于我们老两口。
1.例如说是我们教育的好。那个时候，我们能进行什么教育呢?我们自己就不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许多事无法理解!有些事我们不赞成，敢跟孩子讲吗?!我们只能说:“你们不要参加红卫兵;哪派也不要参加!”“不要和人家打架!”
2.巴特尔到牧区后，我们老两口倒是多关心他一些，认为他那里是比城市里苦一些。我们对他们小两口的勤劳，也很欣赏。 巴特尔从不诉苦，不向我们要这要那。他成了家，要盖房子，问他用钱不?他总是说不用。他的女儿从小送到我这儿，是因为牧区上学太难了。他先后给我们带来几万元，作为学费。当然我们不会向他要钱，可能他想到我们的儿孙多，不应该要我们负担第三代的花销。
3.想起巴特尔下乡前的事:他在中学，正赶上“停课闹革命”，所以他们长期不正常上课;他常常给同学讲黄继光、董存瑞的故事可见他向往那些英雄事迹。在班里，他不是个老实学生，但遇到个好老师，循循善诱，发挥他的长处，对他的成长大有好处。
4.至于他下乡后，对他起教育作用的，是那些纯朴的牧民。有些故事，是他给我们讲的。如两家关系不好，但如果有牛羊受伤了，他们不论是谁的，都给救治。有路过的人，不相识，也照顾食宿，不能让他们冻饿。颇有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风气!对下乡知情、上海孤儿牧民是真心爱护，这更使他感动。总而言之，巴特尔的成长，不是我们自家的功劳!
三、有些事不必宣扬:
1.胡锦涛同志到我家来过，哪年哪月，我已记不清。我认为那只是关心老同志的表示，不必和巴特尔的事扯到一起。当时正碰上巴特尔在家，在房门口见着胡锦涛同志，说过几句话。哪能把这件事写成三人对立、长谈?!
2.写真人真事就要实事求是。与巴特尔挂不上钩的事不要写;还有起副作用的话，更不宜写。例如，有人听说北京给我盖了房子，我没有去。把此事也写成巴特尔的主张。这不合情理。我哪能只听巴特尔的话?!我没有搬北京去住，是我和老伴的共识。我们已经适应住地广人稀的地方;不习惯繁华热闹的城市。我们和北京的老朋友也谈论过，他们都说:“你搬来我们欢迎。但北京人多、车多，交通不便，你住西山，我住东城，哪能常来常往?”有人说:“还是住原单位、原地区好，熟人多，好办事。”作者写我不搬北京，似乎我们父子“风格高”，不争名利。这就是起副作用的话。难道不搬北京的人就好，搬去就不好?!
四、谈话中联想到的问题:
1.为什么将军之子变为“牧人之子”就不可理解?那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这种思想嘛!
2.为什么将军之家还有锛、凿、斧、锯?那就是忘记了共产党代表什么人嘛!
3.问我儿媳妇为什么嫁到我家?那就是因为不“门当户对”嘛!几个随便提出的问题，说明什么?使我想到这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思想很普遍，可谓根深蒂固!很多人是自然而然的，野心就要利用这种思想。他高举“小红本”，大喊“万岁，万岁，万万岁!”随意打倒别人，夺取最高领导权。
古代，中国北方，出现过许多民族。引起我重视的有:匈奴、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她们，似乎一个比一个更强盛: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个比一个更大。
诚然，突厥人在西亚的成就，是上述各族不能比拟的。但，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在北方各族中，蒙古和女真应该名列前茅。唐、宋、元、明、清都是中国统一的朝代嘛!而且，蒙古人是在中国长期分裂后统中国的;西藏归并到中国，也是蒙古人的贡献。
中国人承认“一代天骄”，外国人称为“世界征服者”，用现代语可谓是13世纪是蒙古人的世纪，那真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当然，蒙古人的成就不仅仅是蒙古人的，也不是只凭借武力取得的例如，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她能够兼容并包，比当时西方的十字军高明多了。又如，她重视工业，优待商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颇有对外开放的气派。
古代蒙古族的成就，经验是多方面的，而军事毕竟是主要的面。因此，我祝贺同志们编写和出版《蒙古族古代战争史》。
1.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1.毛泽东评《资治通鉴》说:“历史上的事，本朝与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此话不假!现今，不懂是怕丢官、杀头的问题。事情比古代更复杂。有关国家大事，不可鲁莽，慎之、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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