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青年时代

 我1913年出生于沈阳。当时,清朝皇帝已退位,中国改称“民国”,这个民国的实权却落到北洋军阀手中。统治东北的军阀头子是张作霖。我父亲正在这位张大帅手下当县长。

我的童年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且体弱多病,愚昧无知。不过,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里,从小就常常听到中国被侵略的事,特别是我出生前的日俄战争。

我15岁以后才逐渐懂了点事。父亲已经死了两年,我也长大了,有点行动自由。也正是这一年,1928年,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张死不足惜,问题是日本人又想干什么?我开始有爱国心,加上好奇转入一个特殊的学校一一私立冯庸大学附中。冯庸与张学良是世交,他标榜救国,自称“毁家兴学”自任校长,看来他是不服张学良,想独树一帜。在这个学校,我倒有些收获:在校寄宿,养成生活自理的习惯,学校重视军训和体育,我的身体也强壮起来。

我已念过一年初中,到冯大附中又从头开始,功课不费劲,有时间看课外书籍。最主要的是,我开始接触一些政治活动和各种学说。

1929年在东北换上“青天白日旗”,中学里都增设了“党义”课。在冯大,讲三民主义的却是国家主义派的人,他们骂孙中山更骂共产党;有人还传播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教育对我的效果,适得其反。我想了解究竟什么叫共产主义?我居然借到一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我没有完全看懂,但对那些胡说八道的反共言论,我是不信了。同年秋,发生“中东路事件”,中苏之间关于共管北满铁路有争议。冯庸竟率全校师生北上,号称“歼俄义勇军”,学生都发了枪,名义是抗俄,实则他要宣扬自己。我们路经哈尔滨时,有一位不速之客到驻地院子里讲演,我没有听到头尾,但有一句提醒了我,他说:“我们的敌人不是苏联,是日本!”后来,冯庸说,学校里发现了共产党活动。果然,1931年,我刚上高中,就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日本占领沈阳后,冯大师生多数跑到北平。不久,冯庸也来了,他又打出“抗日义勇军”的旗号。他曾领我们去南京请愿,蒋介石接见平津学生时,讲不出一点道理。冯庸站在蒋的身旁一言不发。从此,我既不相信蒋介石也不相信冯庸了。1932年春,我脱离了冯庸集团。

1932年春到1933年夏,在北平一年零三个月里,我补习了高中课程,还看了几十本社会科学书。1933年夏,我考入青岛的山东大学物理系。当时的“读书救国论”我是不相信的,但又找不到别的出路。

1935年“一二·九”时,我已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南京政府步步退让。北平同学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全国各地响应,山东大学也组成学生救国会。我参加了救亡运动,又增长了不少见识。刚成立学生会,就有人破坏,说学生会有“背景”(指共产党),背景二字早已吓不倒我了。不久,有一位同学拿来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我们看后,把这个宣言贴出去了。我们曾到第三码头宣传抗日,被拘留,但无人审讯。这时学校开除六位同学,恰是品学兼优又主张抗日的。真是抗日有罪!我们罢课了,物理系主任找我谈话,叫我去泰山旅游,他给钱。这是收买,我怎么能干呢?我当学生代表去见青岛市市长沈鸿烈,让他放一个被抓起的学生,沈一再表示他不愿镇压学生。但第二天凌晨就把我们三十多人抓起来了;同时学校又宣布开除我们13人。我们在公安局被拘留期间,南京教育部来了一位次长,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只允许第二批开除的学生回学校复课。我回校后,再没有心思念书了。我曾去上海,代表青岛学生参加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并参加了纪念“五卅”的游行。上述一系列活动,对我教育很大,我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36年夏,我回到北平,这时我才加入共产党。本来我想去苏区,介绍人说服我留在北平,搞学生运动。于是我入了北平的东北大学。直到“七七”事变,我离开了北平,经过山东、河南,到1937年秋,我才到山西五台山参加了八路军。

我讲这一段历史干什么?

第一,我在说,我不赞成唯成分论。按唯成分论,我怎么能参加革命?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唯成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说这个,就更说不通了!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人们的社会地位还不能变化吗?穷人一直穷,革命干什么?我们发展党员,是看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还是只讲成分?

第二,我想对青年朋友宣传:1.不要依赖父母,路要自己走,事业要自己干;2.不要只抠课本,要看看课本以外的世界;还要自己思考和判断;3.要注意身体,体育锻炼和军训大有好处!

第三,做人,还是要有一点“傻气”。不要过多考虑个人得失,不要什么都怕。总而言之不要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人,谁也不喜欢最后落个孤家寡人。


1924年的廷懋

1930年的廷懋

1933年夏,廷懋考入在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

在青岛山东大学时的廷懋

廷懋在山东大学时,因“抗日有罪被捕,后经过斗争被释放,这是被释放后,被捕同学合影

1945年冬,我军挺进东北时的廷懋

1947年在合江军分区,廷懋(前排右三)与战友们在一起

廷懋、胡淑荣与廷懋之母合影

1955年廷懋被授予少将军衔


右一廷懋



内蒙古人民子弟兵的成长


内蒙古军区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内蒙古人民的子弟兵。这支部队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的辛勤培育下成长起来的。为着内蒙古人民的解放事业,这支部队走过了艰苦曲折的道路。
在历史上,内蒙古人民长期经受着帝国主义、大民族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饱尝“分割、同化、剥削、压迫”的痛苦。内蒙古人民曾多次与反动统治进行武装斗争,如林丹汗、噶尔丹等的抗清斗争、清末科右中旗的奴隶暴动、辛亥革命时期的百灵庙起义、嗄达梅林抗拒东北军阀侵占土地的斗争等,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没有坚强的组织,不能广泛地团结与发动各族人民,内部不统一,外部无授助,因而都未能免于失败和屈辱的命运。
中国人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内蒙古的先进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着手组织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建立了军政学校和骑兵、步兵部队。这次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失败了,内蒙古人民革命的事业和全国各地一样,遭到了残酷的压迫,共产党员被杀害,革命军队被瓦解。大革命失败之后,在内蒙古坚持武装斗争较久的,有伊克昭盟锡尼喇嘛所领导的第十二团。锡尼喇嘛能坚持数年之久,不是偶然的,他接受过共产党的领导,他团结了当地蒙、汉各族人民,他与士兵同甘苦。锡尼喇喇嘛对土兵预言:“我们的兄弟在南方,他们会来援助我们。”锡尼喇嘛没有能够亲自看见自己预言的实现,他被内奸杀害了,但他的影响,对于后来发展伊克昭盟的革命武装,起了重大作用。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内蒙古除锡尼喇嘛之外,还有个别的共产党员和受到党的影响的人组成过武装,因为孤立无援,也失败了。
1935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红军的主力到达陕北,毛主席发出了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号召内蒙古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号召蒙、汉各族人民为了民族的生存而共同战斗。从这个时候起,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就再不是孤立无援的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怀着并直接支持着内蒙古人民的解放事业。
当时,在伊克昭盟,中国共产党已经组成了蒙汉游击队,以后发展为一支骑兵部队。抗日战争中,我党又争取了部分蒙古军队,坚固了伊克昭盟的革命阵地。
1937年,日寇侵人内蒙古西部,当地的蒙汉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了大青山蒙汉抗日游击队,在敌强我弱极端困难的情形下,展开了抗日游击战争。
由于党中央不断地派遣久经考验的干部和主力部队来支援内蒙古人民的抗日斗争;由于各友邻解放区和兄弟部队的帮助与配合;由于当地各族人民对我军热烈支持;由于全军官兵坚决执行了党的指示,坚决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不避艰苦,英勇的顽强的斗争,所以我军虽然处于日寇与国民党反动派夹击之中;虽然敌军在数量上十倍、百倍于我军;虽然我军的武器、装备及其他物质条件十分低劣,我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坚持了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同样的,民族解放的旗帜,也一直飘扬在伊克昭盟。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经过无数次浴血战斗,胜利的日子终于到来了。1945年8月,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宣战,苏蒙联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进兵我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迫使日寇投降。
内蒙古人民衷心感谢苏蒙兄弟般的援助,并且,在这欢欣鼓舞的日子里,进一步认识了自己应走的道路。
反动派的思想与人民的思想总是对立的,他们想窃夺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想用大民族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来代替内蒙古人民的真正解放。正如毛主席所预见的:“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在日寇投降之后,内蒙古出现了新的复杂的斗争局面。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一再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对内蒙古一面是调遣大军卷土重来,抢占了通辽、开鲁、赤峰、多伦、集宁、丰镇、乌兰花、归绥、包头等数十城镇;一面勾结反动王公、蒙奸土匪、恶,供其驱使。同时,内蒙古上层人物纷纷招兵买马,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这些上层人物,有些是有进步要求的,多少也反映了内蒙古人民的意愿,但对国内外形势和内蒙古具体的革命道路不甚明确;更多的人是既反对大民族主义的民族压迫,又想保持封建主义的阶级压迫,因而幻想建立个独立王国;也有些人公然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认贼作父,出卖民族。此外,当时土匪遍地,兵匪不分,烧、杀、奸、抢,无恶不作,社会秩序极度混乱。
1945年11月,在乌兰夫同志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广泛团结一切愿意为内蒙古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们。同时,按照毛主席“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的指示,已着手建军工作。
如前所述,当时在内蒙古各式各样的军队颇多,但基本上都是旧军队。我党所领导的蒙古族部队甚少,抗日战争中有些同志牺牲了只留下少数骨干。因此如何争取、改造这些旧军队,就成了建军中的首要问题。有没有争取、改造的条件呢?条件是具备的:第一,我党有正确的民族政策,有丰富的建军经验,把民族政策与建军经验结合起来,内蒙古党委确定了对这些部队“由旧到新”的改造方针;第二我党为解放内蒙古已奋斗了20年,许多先烈为内蒙古人民牺牲流血,任何徒托空言的欺骗手段,都无法掩盖历史的事实,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是内蒙古妇孺皆知的;第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成功,对内蒙古有长期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我们内蒙古建军工作中,也起了重大的作用;第四,各友邻解放区和兄弟部队,对内蒙古建军工作,给予了充分的帮助;第五,当时内蒙古各部队中已有一批有民族觉悟和革命意识的军官和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在苏、蒙军进攻时杀了日本军官,有的在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时投奔我军,有的与我军配合作战,积极主张向我军学习,没有这一内部因素,改造部队也是不可能的。
1946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帮助下,内蒙古各地的代表在承徳举行了会议,这次会议统一了内蒙古的自治运动,从而也就统一了内蒙古的各部队。从这时起,内蒙古部队就开始进入了“由旧到新”的改造阶段。改造并非易事,除上述部分有觉悟的军官、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出身的士兵外,当时部队中有不少反动军官、警察、土匪、兵痞,他们想升官、想发财、想欺压人民,而反对“为人民服务”;加之,国民党反动派大军压境,节节进逼,因而部队中的动摇分子有些成批的叛变了,有些零星的逃脱了。情况是严重的。我党在这样的情况下,高举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旗帜,团结了部队中的进步力量。在党和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下,部队参加了群众运动,提高了部队的觉悟。部队中开始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发展一批党员。对部队进行了必要的清洗,提拔了一批劳动人民出身的土兵担任班、排长,并送一批青年到友邻解放区和兄弟部队学习、参观,同时,根据各地区、各部队不同的情况执行了“边打边训”的方针,即一面作战,一面整训,有的先打后训,有的先训后打,打了再训,训了再打,在斗争中去锻炼部队,分清敌我。
1946年秋到1947年春,我内蒙古骑兵与兄弟部队配合作战,解放了通辽及哲里木盟的广大地区,保卫了天山,开展了锡林郭勒、察哈尔盟地区的游击战争,并多次打击长春以北敌之抢粮部队。这时期内蒙古各部队作战数十次,歼敌匪数千名,缴获各种枪支两千余支,及车、马、粮、弹甚多。这一时期我军的战斗屡次胜利,振奋了内蒙古人心,也壮大了部队自己。与此同时,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我军与民兵,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了积极防御作战,给进攻之敌以沉重的打击。
1947年4月,于乌兰浩特召开了有历史意义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5月1日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实现了内蒙古人民多年以来的愿望。在这次会议中,两条道路——封建主义的与人民民主主义的道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内蒙古部队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人民民主的道路。
自治政府成立之后,内蒙古部队进一步贯彻了“由旧到新”“边打边训”的方针,坚决执行了忠于人民,拥护政府,遵守法令,加强团结,提高觉悟,严整纪律,保卫民族与人民的利益,坚决粉碎大民族主义的进攻,争取自卫战争彻底胜利的指示。于是部队的情况有了显著的变化,如前所述,过去内蒙古部队动摇分子很多,甚至在反革命欺骗之下整团、整连发生叛变,而从此以后,不仅停止了叛乱,许多师、团在数年内无一人逃亡。在激烈的战斗中,在气候严寒衣食不足的条件下,在长途跋涉艰苦备尝的日子里,官兵无怨言,士气高昂。这种奇迹的产生,当然是部队内部和外部许多条件所形成的,而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内蒙古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
1947年10月,内蒙古东部各盟进行了土地改革,部队参加了保卫了土地改革,在斗争中部队提高了阶级觉悟。土地改革之后,各族人民更加积极支援前线,并踊跃参军,使部队增加了新的血液。这一时期,内蒙古骑兵部队参加了我军在东北战场的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作战,活动于农安、怀德、康平、彰武、黑山一线,清剿土匪,打击抢粮之敌,与兄弟部队配合击退增援四平之匪骑兵军,四次奉命挺进敌后破袭北宁路,配合主力作战,扭转东北战局,使长沈之敌日趋孤立。同时,昭乌达盟的骑兵部队,于我军主力收复赤峰之后,积极清剿土匪,安定了昭乌达盟社会秩序。活动于锡林郭勒和察哈两盟的骑兵队,粉碎了敌人的三次“扫荡”,坚持了锡察地区。
1948年,我内蒙古东部部队经过休整之后,又投入围困长沈辽西战役直到东北全境解放。在长沈战役中,我骑兵部队胜利地行了战役侦查、占领前进阵地、侧翼威胁、阻击突围之敌与远距离击等任务。
同年,冀察热辽我军解放多伦,我骑兵一部配合作战,东北全境解放后,沈阳、锦州等地之蒙匪骑兵数千人,纷纷西窜,进入我哲里木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草原,我各部骑兵当即跟踪追剿,并沿途截击,这些匪徒遭我打击后,闻风远,不敢在我草原盘踞。
我另一部骑兵则配合华北主力军的攻势,有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地区向南推进,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解放宝昌、康保、化德等城。进而参加平张战役,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张北。在张家口解放之后,我蒙、汉骑兵追击西窜之敌,收复商都。
至此,我内蒙古东部各盟均告解放。在长沈、平张两大战役中内蒙古骑兵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得到极大的锻炼。在两年半的解放战争中,我内蒙古部队歼敌两万余人,缴获各种枪、炮一万余件,保卫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在战争及土地改革的烈火中,完成了部队“由旧到新”的改造。此后,内蒙古部队的任务是肃清境内残匪,积极准备向内蒙古西部进军,为解放内蒙古全区而奋斗。
1949年上半年,我内蒙古骑兵某部在锡林郭勒盟草原追剿伪内蒙古边防司令胡图林嘎等股匪,我军在深雪严寒中越过沙漠、草原,跟踪追击,将其全部歼灭。同一时期,我蒙汉骑兵进击武川、乌兰花一带之敌,毙俘九百余人。我内蒙古骑兵某部于5月下旬解放四子王旗,连续歼敌数股,于是乌兰察布盟地方势力动摇,纷纷与我联络。此时原绥远军区部队、伊克昭盟部队和民兵,也积极打击匪特。我军主力部队则整训待令。
1949年9月,绥远地区和平解放,巴彦淖尔盟地区相继和平解放。
绥远地区和平解放之后,土匪遍地,为害人民。历史上绥远地区久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军阀统治之下,蒙、汉人民遭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故有人铤而走险,流为匪盗;加以连年战争,散兵游勇甚多,久已形成兵匪不分之势,土豪劣绅利用土匪,反对王公勾结土匪,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委任土匪;在东北、华北、西北解放后,蒙、汉反动分子纷纷逃来绥远,图作最后挣扎,起义部队中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也多次叛变为匪。当时全境土匪有万余人。
我内蒙古骑兵与原绥远军区部队,在各地党和政府的协助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共同执行了剿匪任务。在剿匪中,蒙、汉士兵不避艰苦,英勇顽强,穷追到底,同时结合政治攻势,瓦解匪帮。在两年中共击毙匪首齐俊德、郑殿卿、张板楼等以下九百余人,捕俘匪首张廷芝、奇玉山、张汉等以下四千余人,土匪向我投诚者千余人,其余从匪则多逃散回乡,弃恶向善。1952年春,由兴安岭到贺兰山,由呼伦湖到居延海,肃清了多年来未绝的匪患,在这广阔的土地上,呈现了一片太平景象。
1952年7月,原绥远军区与内蒙古军区合并,从此,内蒙古部队进人了新的历史时期,几年来,我们一面加强部队的训练,一面警惕地保卫着自治区的和平秩序,并积极地参加了各项社会改革和生产建设。
在我们回忆内蒙古部队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这支部队所以能够成长壮大起来,首先应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内蒙古人民也就不能得到解放。历史上,内蒙古不乏强悍善战的人物,也曾经有过多次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但任何英雄豪杰都未能挽救内蒙古人民被奴役被迫害的命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内蒙古人民才有了自己的子弟兵,オ有了各族军民的亲密合作,并肩作战,才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
内蒙古军队的成长壮大是与内蒙古自治区的成长不可分割的。军队“由旧到新”的改造,实际上是内蒙古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前所述,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内蒙古部队的斗志;在这个政府领导下所进行的土地改革,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政府又不断地动员解放了的农、牧民参军和支援前线,给部队以极大的帮助。在有了自治区的情况下,部队中克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也就更加顺利。
各友邻地区、各兄弟部队对内蒙古建军给以多方面的帮助,没有这些帮助,我们部队的成长也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我军那些久经考验的老部队,给我们以丰富无比的建军经验,内蒙古部队是按照他们的光辉榜样来改造和建设的。我们今后仍然必须学习我军官兵致、军民一致、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光荣传统。
各族干部的紧密团结、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是我们部队能够发展、进步的根本因素之一。在内蒙古建军,如果没有大批的蒙古族干部参加,取得上述成绩,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认真执行了我党大胆提拔和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内蒙古军区现有蒙古族和区内少数民族干部占干部总数的52%,他们与汉族同志在一起担负了保卫祖国、保卫内蒙古的光荣任务。有些经过长期锻炼的汉族和其他民族老干部,在内蒙古部队中起了良师益友的作用,应感激他们的功绩。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数千蒙、汉各族先烈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将他们的鲜血洒在内蒙古的土地上。我们永远怀念在开辟与坚持大青山斗争中牺牲的彭德大、贾力更等同志,在开辟与坚持伊克昭盟斗争中牺牲的奇金山、谢有德等同志,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孟和乌力吉、杨玉山等同志,及解放战争后为匪杀害的彭志超、杨锦山等同志。我们一定继承先烈们的事业,时刻警惕地保卫祖国、保卫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和平劳动和幸福生活。


1957年,廷懋(排右四)在骑兵第五师


1964年3月,乌兰夫(右三)、王再天(左二)、廷懋(左三)到内蒙古医院看望正在治疗中的龙梅和玉荣


廷懋(二排右三)参加总部会议,前排正中为肖华


在建军五十周年时,姚喆(前排左五)来内蒙古军区,前排左六为廷懋,前排从左起为黄厚、刘昌、刘华香、孔飞


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时,张策(正中)来参加庆祝活动,左二为廷懋、右二为张策夫人、右一为孔飞、左一为鲍荫扎布


1960年,吴涛(前右)、廷懋(前左)到锡林郭勒检阅草原民兵


吴涛(二排右二)、廷懋(二排左二)到草原民兵家走访


1958年,廷懋下连当兵,这是全班合影,前排右二为廷懋,前排左三为希利模


廷懋(右二)和班里同志参加训练


廷懋(中)和班长(右一)及同去当兵的希利模合影


廷懋(前一)在喂马


廷懋(右二)在擦枪


廷懋(前排左四)和全连合影,前排右三为希利模


廷懋(左五)和席达(右二)、墨志清(右四)、梁育秀(左四)、葛尔乐图(左三)、白英(左一)合影


廷懋(排右三)到包头视察工作,排左四为墨志清,排左三青吉入木


胡耀邦来内蒙古检查工作。排从左起为黄厚、王铎、廷懋、胡耀邦、周惠、孔飞



回忆“ーニ・九"

1935年的冬天,我不在北平。但“一二・九”运动却影响了我一生;可以说,一ニ・九”是我前进道路上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还是从头说起吧,不然,说不清这个“转折”。不过限于篇幅1935年以前的事,不能详细写了。

我1913年出生于沈阳;论民族,是蒙古人;论成分,是官僚地主子弟;我的中学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宣扬封建道德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学校里度过的。从家庭和学校看,我是不会参加革命的。然而,小环境离不开大环境,小形势盖不住大形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里,关心国家兴亡的不会是只有一两个阶层;20年代的东北青年,怎么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无动于衷呢?

1931年,我18岁的时候,发生“九一八”事变。这,也是我的个“转折点”。“九一八”使我离家出走,用当时的话说,就叫“流亡”。流亡到北平,进一步打开我的眼界。

"九一八”之前,东北军阅张作霖已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接班后东北易帜,“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学校里加上了“党义”课。我所在那个学校,讲三民主义的老师却是国家主义派的人。国家主义派当时已改名青年党,他们骂国民党更骂共产党。我喜欢看课外书,借阅过一本《墨索里尼的生活》,是宣扬法西斯主义的;还借阅过一本《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本书浅近、公正地介绍了这几种学说。当时我对哪个党、哪个主义也不甚了解,不过,对那些反苏反共的滥调我已经不信了。

到北平不久,我曾参加去南京请愿,要求抗日,听过蒋介石等人讲活。他们讲不出什么道理,说是政府自有办法,要学生安心读书,不问国是。读书,我倒是读了一些,多是讲“社会主义”的。不过,讲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我分不清谁是谁非;而且,许多书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不起来。我并不相信“读书救国论”,但我又找不见别的道路。

1933年夏天,我考人青岛的山东大学,到“一二・九”,我是山东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在一、二年级,我是个好学生,这个“好”指的是安心学习,成绩不差。为什么我又能安下心来学习呢?回想起来有几个因素:第一,如上所述我没有找到救国之道,也就是说还没有革命的觉悟。第二,我爱上了物理学。青岛山东大学的环境也正适合“两耳不听窗外事”,与外界很少接触。第三,经济上,当时关内外还通邮通车,我还能从家里要几个钱;学校对东北籍学生还有一点补助。

到1935年,尤其是下半年,华北形势危急,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通,国民党一再退让,这已经是众所周知了。青岛、山东大学虽然表面平静,毕竟不是世外桃源。“一二・九”北平同学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遭到当局镇压,消息很快就传来了。此时,有一位同班同学找我说,我们也应该组织学生会,进行抗日救国活动,我同意了。没有想到,学生会开始活动,就有人指责学生会“有背景”;并有些人发表声明退出学生会。“背景”是什么意思呢?“背景”这个词,当年意为后台,这个后台又是专指共产党的。原来找我参加学生会的那位同学,这时叫我也退出学生会。我很反感,一会儿叫我参加,一会儿叫我退出,拿我当小孩子要?“背景”二字,吓不倒我。不管哪个党,主张抗日,我就赞成。后来我才清楚,这位同学是国民党员。看来,他们是想抢先取得学生会的领导权,行不通,就拆台。

学校当局想用各种办法阻碍我们的救亡活动,办法之一是提前放寒假。多数同学回家了,我有家难回,留在校内。一天晚间,有一位不甚熟悉的同学,王冠仲,拿几张《八一宣言》给我看,说是不知道准寄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我看了,十分同意。我又找一位我信得过的同学商量,这位同学是王广义,他说,我们把它贴出去吧,我和他一起偷偷地贴了《八一宣言》。不久,青岛第三码头落成,放烟火庆祝。王广义等几位同学,约我到第三码头宣传抗日,我和他们一起去了,我刚刚讲了几句,就被警察抓住,带到派出所,过一会儿,几位同学也被抓来。警察什么也不说,就是看着我们,他们等什么呢?过一会儿,山东大学校长赵畸坐汽车来把我们接回学校。这位校长也是一言不发。为什么让他们一言不发?他们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但,可以证明,当年抗日救国的主张是驳不倒的。

青岛市长沈鸿烈,是我遇见过的国民党当权派里的能人。他不说抗日救国不对,也不说有什么“背景”。我们开始组织学生会时他就到校讲话。他说:“在北平用大刀对待学生是不对的。”又说"在青岛不要请愿、游行。我这里不是中央政府,也管不了北平;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就在这里,你们游行,引起纠纷,我不好办。”“如果日本进攻青岛,我守土有责,一定与青岛共存亡。”他的讲话,竟博得许多同学的掌声。我认为,我们在第三码头被抓、被放,也是沈鸿烈的主意。

1936年春开学后,学校当局突然公布开除王广义、李声簧等六位同学,于是群情激奋,决定罢课驱长。此时,我才被推上学生会的第一线,因为学生会里几个带头的同学被开除了,我怎么能缩头不干呢?也是此时,物理系主任找我谈话,他说:“本来要开除你,我知道你无党无派,又是东北人,为你担了保。”“你现在不干,可能对同学们不好讲,你去泰山旅行吧,钱不够用,可以从我这拿。”这种事,我怎么能干呢?此后,我就和这位老师决裂了。

当年山东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很少,我只记得五个人,其中成绩最好的一位是顾德欢。在我们开始组织学生会时,顾就悄然离校了。后来听别人说,系主任说他是共产党员,他才不得不离校回上海了。此事我不知其详,但对我影响不小;因为被指为共产党人,恰是我认为最优秀的同学。同样,被开除的同学,恰是我信得过的同学。

罢课中,我和女同学吴綪当代表去找沈市长,一请他支持救亡运动,二请他释放被扣留的同学李声簧。沈鸿烈接见了我们,他说"李声簧的父亲是他的朋友,北伐时是跨党分子(指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被杀害了,只留下这么一棵独苗。我是私人关系保护他,与同学们无关。”他又掏出一张电报给我们看,说:“蒋委员长要我解决山东大学学潮,我不能不执行。”“你们应该复课了,你回去和同学们商量商量,三天内答复我。”这是晚间讲的话,谁知第二天凌晨就出动军警把我们抓起来了。现在有的材料说这是三月八日,我已不记得日期了。

这次被抓的同学有三十人左右,有些我不熟悉。把我们关在公安局里,但不是关押犯人的房子。公安局长出面给我们讲话,不承认是逮捕,说是:“请各位来,是为了解决山东大学学潮问题。”又说:"沈市长没有脸见你们,他从未镇压过青年,这次是不得已。”还说",我们都搜査过了,没有共产党的文件,请各位放心。”

抓我们的同时,学校宣布开除我和十二位同学。十年以后,我和家里人重逢,才知道,当年山东大学开除我,竟把通知书寄到沈阳我家里,那里已是“满洲国”!虽然通知书里没有写“反满抗日”字样但除了抗日救亡的学生,当年山东大学还开除过什么人呢?

我们被抓起几天后,南京政府教育部派司长孙国封来解决问题。孙是东北人,美国博士,这趟差事,使他丢了人。他什么道理也讲不出,一位女同学发言质问他,他竟说:“女孩子跟男学生一起闹什么?!”博士的思想水平实在惊人!这次在公安局的会见,孙司长宣布:先开除的六个同学,经中央教育部批准,不能收回成命,但可以转学;后开除的十三名,未经教育部批准,可以回校读书。校长赵畸,另有安排。暗示可以换校长。

关于赵校长,现在评论不一。我也说两句:第一,"一二·九”时期,山东大学一再开除学生,校长当然有责。如果说他有难处,为什么不早些辞职呢?因为不许救亡开除学生,还把开除通知书寄到"满洲国”去,这是小事?我并不认为这都是校长独断专行的,但,如果老校长有灵,他也不会说“无亏厥职”吧?第二,如果把镇压救亡运动的责任统统记到他的头上,那当然不公平了。与其说他勾结官府,我宁可相信,当年在青岛镇压救亡运动的总导演是沈鸿烈!

学校复课后,我们才被放出来。先开除的六个同学,被送到高级宾馆,我们可以去看望,但有沈市长的秘书陪同,实际是软禁。这位柲书对我们说:“国民党算个啥?我若有势力,不用要求入党,他们就来找我了。”又说:“将来中国前途就靠你们了!”沈鸿烈和他的警察局长、秘书,都是这样阴阳怪气!他们是做坏事而不担恶名,是镇压与欺骗相结合的能手。

几位带头的同学被开除了,走了。我回到山东大学,再也没有心读书了;我和系主任已经决裂,也不可能相安无事。1936年5月,被开除离校的同学陈廷熙来找我,约我去上海出席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我立即动身随他同去。出席全国学救联之后,我又出席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参加了上海的“五卅”游行。上海之行,使我进步坚定信心,我相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

1936年暑假,我离开山东大学,到北平找到王广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二・九”到1936年8月这半年多,是我一生中的关键时期,此后,虽然也有曲折,但没这样根本性的转折了。


1949年8月,内蒙古军区在乌兰浩特召开干部会议,乌兰夫(坐排右六)、王再天(坐排左八)、吉合(坐排左七)、胡昭衡(坐排右五)、廷懋(四排左三)参加了会议

1950年10月,内蒙古军区在张家口召开英模代表大会,乌兰夫(二排右五)、王再天(二排右六)、胡昭衡(二排右四)、廷懋(二排右三)、孔飞(二排左三)参加了会议

在胡昭衡(前排左五)调天津时,廷懋(排左四)、孔飞(排右四)、刘昌(排右三)、廖殿明(排右二)、王海山(排左三)、张德贵(排左二)、鲍荫扎布(排左一)等送行

廷懋(三排左三)和老同志们在一起,其中有胡淑荣(三排右二)、阿民(二排中)、张增命(三排左一)、宝音达赖(三排左二)

廷懋(左二)和肖华(左一)、杨得志(左三)、杨勇(左四)在一起

肖华(排左八)、杨得志(排左九)、杨勇(排左十)来内蒙古军区视察,排右六为廷懋

李井泉(排正中)重返大青山,排右四为廷懋

廷懋当选中共十四大代表

廷懋(前排左五)和中共十四大内蒙古代表合影

廷懋(左)和王群(右)在一起

廷懋(中)与巴图巴根(右一)、暴彦巴图(左一)谈话

乌兰夫(前排左六)来内蒙古视察,前排左三为廷懋

张策(前排中)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前排左四为廷懋

胡昭衡(左三)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和廷懋(右三)及骑兵第一师的王海山(右二)、旺丹(左二)、孙奠忠、包啟文合影

杨植霖(左六),重返内蒙古左四为廷懋

廷懋(前排左二)和中顾委“三北”小组的同志们在一起

廷懋(左一)和王群(左二)、布赫(左三)、巴图巴根(右一)谈话

参加内蒙古人大会议合影,排右三为廷懋

参加内蒙古人大会议合影,排正中为廷懋

乌兰夫(排右三)在北京和内蒙古的同志合影,前排左五廷懋

中央领导到内蒙古视察,前排右八为廷懋

1950年,廷懋(左一)与王铎(左二)、胡秉权(左三)、林以行(左四)、胡昭衡(右一)合影


忆昭衡

我和昭衡同志1948年才相识,1949年我们曾在一个单位里工作,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政治部。不久,他就被调离军区政治部,到内蒙古党委去了。但是,我们的友谊却从此开始,延续半个世纪,而且不断加深,堪称“挚友”。

为什么呢?

其一,他1946年初就到了乌兰浩特,做开辟东蒙古的工作。我1948年秋才到乌兰浩特,那时东蒙古大局已定;我没有赶上最困难的时期。但我的老朋友胡秉权已和昭衡一同工作了三年,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相处无间。我自然和昭衡很快就熟悉了。尤其是我听到看到当地民族干部对昭衡他们的敬爱与亲切之情,我就越来越了解他们开辟工作中的艰辛和取得的成绩。

其二,“文化大革命”前,昭衡已调往天津。“文化大革命”后,他多次回内蒙古看望他的老朋友和老部下。这里的同志们也时常到天津去看昭衡老两口。来来往往,音讯不绝。可以说,内蒙古是昭衡第二故乡。20世纪80年代我还和昭衡等七人为《辽沈战役》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东蒙根据地的创建》。为此,我们往返于北京和内蒙古各地,进行过多次座谈,讨论并查看档案。这项活动,使我加深了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并和昭衡取得共识。

其三,20世纪90年代,昭衡和我,对内蒙古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又有些新的看法;特别是对所谓“内人党”一案的由来,昭衡无意中接触到一点鲜为人知的线索,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不过,只有推测,没有凭证,不便公开。我写这一段是为了说明我们的友谊在继续发展,直到昭衡逝世。

随文寄上照片一张,这是1949年在内蒙古军区照的。站在中间身材高的是政治部第一副主任胡昭衡。下边穿浅色衣服的是我,第二副主任。右边是参谋长吉合。左边是第二参谋长胡秉权。当年,我们四个人,十分友好。现在,他们三位都弃我而去;真是人生如梦!

恢复工作后,廷懋首先抓落实政策工作,这是廷懋在内蒙古军区平反昭雪会上的讲话

恢复工作后,廷懋传达中央文件

廷懋(前排左六)参加伊克昭盟军区平反昭雪大会

廷懋在守备二师平反昭雪会上的讲话

“文革”后,廷懋与全家合影

“文革”后,廷懋和胡淑荣合影

廷懋全家合影

廷懋和胡淑荣在院内


在全区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
   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
1981年8月22日
      

选拔和培养优秀中青年干部,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贯彻党的组织路线的中心任务,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中共十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个问题。


(一)

从我区干部队伍的现状来看,班子老化现象非常明显。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平均年龄63.6岁,政府正副主席平均年龄59.1岁厅局领导班子58.6岁;盟市委常委平均年龄55.5岁,盟公署和市政府班子平均年龄52岁多;旗县委常委班子平均年龄50.7岁。现在盟市委班子的平均年龄超过55岁的6个,如果不调整,明年就要增加到10个;盟公署、市政府班子平均年龄超过55岁的有8个,明年就要增加到10个。由于选拔中青年干部工作进展迟缓,平均年龄增长的趋势是必然的,过一年就长一岁。在干部问题上存在着青黄不接的情况,老干部年老体弱,带病工作的人一天天增加。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不清醒,拖下去,到倒下的时候,被迫提拔一些不太理想的人到领导岗位上,这样对党不利。我们不应该做这种选择。另一种选择是,立即主动地培养提拔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这是形势的需要,党的事业的需要。

这项工作目前在我区进展比较迟缓,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思想上看,主要是一些同志缺乏紧迫感,认为老干部还健在,工作还能顶下来,不必急着选拔青年干部。其实,有些老同志看起来面红体胖,实际上肌体中的机构、零件老化了,不结实了。紧张的工作,坚持一星期、两星期可以,时间长了就顶不住了。有些老同志不愿让位,老实说,考虑个人问题多了,考虑党和人民的利益少了。是不是这么个问题呀?我刚恢复工作的时候,有的同志和我说:“落实政策就要让我工作,哪怕今天下令,明天免职都可以。”我说,你这不是开玩笑吗!今天下命令你当什么长,明天又下命令免职,我们党能干这个事吗?这是一种论调。现在又有一种论调:“落实政策刚工作两年就不让我干了。”你看,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那时候说工作两天也行现在两年也不行。转来转去,还是从个人着想,没有从党的事业来考虑嘛。为共产主义事业,党让工作,有困难也得顶着;党说有人啦,你可以休息,我服从命令。有年富力强的你不让,非占着这个位置,你这叫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还有人说,即使老干部从岗位上退下来,也用不着专门选拔年轻干部,一茬一茬顶就行了。什么一茬一茬?这十几年搞乱了,有些同志好时光过去了。你能工作的时候,把你关在牛棚里,等到放出来,确实不行了,有困难。这样的同志我看到过,连我自己也这样。在家坐着的时候,精力充沛,我还骑着自行车到处跑,干上两年,累得够呛,和闲着不一样。当然,要是抽烟喝茶,看完大参考看小参考,谁也行;要说解决问题,哪有那么容易呀。“一茬一茬”,这个茬搞乱了搞耽误了。现在中央为什么强调提拔中青年干部?那是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班子老化的情况提出来的,不是平空提出来的,不是正常的一茬一茬。所谓“一茬一茬”,这个“茬”从哪来?就像种庄稼,也得精心选种,适时播种、锄草、施肥。你坐在家里,粮食就自然长出来哪有这个事?说得轻巧得很!要我说不是“一茬一茬”,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光坐在屋子里喝茶抽烟,长出来的是草,不是庄稼。不是这个道理吗?

中央领导同志曾讲过,“先进后出”,老同志能工作的让工作。有的同志对这句话作了片面理解。不能说老同志都不能工作,有些同志虽然老了,还得他顶着,他确实有经验,确实需要他,有这个情况,不能一刀切。但是,不能理解为,这就可以不着急了,“三位ー体”不搞了。中央讲过,老同志把班交好,茬接好,这是主要任务。甚至说,在别的问题上,在具体工作上出点错,还可以谅解,在交班问题上,在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上搞不好,就是重大的失职。全国如此,自治区也如此。我们坐在这儿,光想我自己不错,这行吗?光想个人,将来子孙后代都不会原谅的。你把事情耽误了,到时候你一伸腿走了,说真的,悼词都不好作。

对培养提拔中青年干部,目前还有争论。提拔50岁左右的人可能争论少ー些,提拔40岁左右的怀疑和争论就多了,说太嫩了。中央领导同志再三强调,今后选拔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重点是40岁以下的干部,百分之七十以上应该是40岁左右40岁以下的。其理由:第一,是年富力强。第二,可以争取时间有计划地培养。他们现在没有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过了三年、五年、十年,就会有经验,就能胜任领导工作了。这就可以避免将来自己倒下以后仓促交班仓促接班的那种情况。第三,40岁以下的有人オ。第四,40岁左右的人了解“文化大革命”时期青年人的表现;他们知道的事,我们不知道。根据这四条理由,今后必须把培养选拔40岁左右的优秀干部作为重点。

关于培养选拔的办法,小平同志讲的台阶论,一阶一阶地上来还是必要的,要按级提拔。也可以越级,但越级提拔的只能是少数。用台阶论办法上来的人,他的基础比较巩固踏实,本领比较全面。有的地方把大学毕业生放到公社里去工作一个时期,再抽上来,以后到县委,再到地委,再到省委,一级一级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选拔干部要重视政治标准,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可以给他一般工作。要培养自己能写文章的中青年干部。但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特别谨慎。一是必须能写文章,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既能写又有德,叫作德才兼备。我们是要培养做领导工作的干部,光说德好,讲也讲不清楚,写也写不明白,就是一不贪污,二不腐化,勤勤恳恳,这当然是好的,是必要的,但光是这些也难以完成任务。要有才,当然要特别注意德。

培养选拔接班人要大规模地进行,必须大批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宏伟大业的需要,培养提拔少了是不够用的。这是一条理由。第二条,只有大批地提拔经过选择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交接班稳定地进行。他们经过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到接班时就成熟了、稳定了。还有一个理由,要有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在那里坐镇,兴风作浪的分子才搞不起大乱子。只靠徳高望重,顶不下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选拔培养干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是看一眼,谈一次话,或者听说他写过一篇什么文章,就能看准的。这需要较长时间的全面观察,所以这个事情不着急不行。急,不是临时抓乱,是要早动手,不能只说不练。这次会议根据自治区的实际对1980年制定的规划作了调整,规定了到1982年底要达到的目标:要求各厅局级班子进两名中青干部,平均年龄降到55岁左右(现在是58.6岁);各盟市常委中进二至三名中青干部,平均年龄降到52岁左右(现在是55.5岁);旗县委常委平均年龄降到45岁左右(现在是50.7岁)。要达到这个目标,不但要解决“进”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出”的问题,有进有出,对此,我没有不同意见,请同志们再研究。我主张积极地、踏踏实实地抓这件事,规划越符合实际越好。光说几岁不行,重要的是德才。如果光抓年轻的,像人家以前的干法着了急,坐汽车下去找两个二十来岁的,咱们可干不得。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上边的,下边的,反复考察,越准确越好。


(二)

我再讲讲民族干部问题。我区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多提拔一些少数民族干部是完全正确的。几十年来,我们党在内蒙古培养、提拔、使用了一大批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对自治区的革命和建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作用,是汉族干部所不能替代的。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本民族的情况,和本民族的群众有较密切的联系,在本民族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民族隔阂尚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群众对他们寄予很大的信赖和希望,他们也就更能代表本民族的意志和愿望。提拔重用少数民族干部,是体现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自主权的重要标志,这是党的民族政策,丝毫也不应怀疑。党对干部提出的德才标准,是全党干部的共性,对少数民族干部也是完全适用的。毛泽东同志讲过: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这里既说了共性,又说了个性。对毛泽东同志的这句话,绝不可作片面地理解。不可以一说“共产主义”就忘了民族问题。前些年不是这样吗?“都社会主义了,还有什么民族不民族”这个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也不可以一讲民族问题,就忘了共产主义。一讲落实民族政策连共产主义也“落实”没了,那可不行。有的同志说,党委一把手非得是蒙古人。我就不赞成。实行区域自治政策,人大常委会、政府把手应该是实行区域自治的主体民族出身的同志担任。如果说各级党委也都必须这样,那就有点过头了。当然,有适当人也可以。党组织,不宜过分强调民族出身。要注意培养、提拔民族干部;又不可过分。有些思想是不好的,不但是少数民族,还得是哪个盟的;不但是哪个盟的,还得是哪个旗的。共产党人,怎么能分得那么细呀!要注意选拔、培养本地干部,又不可以排斥外来干部。分得那么细,就会害了党的事业,也害了少数民族,我们就会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分得太细、太清,是落后的反映,不是先进的。把共产主义和民族问题分割开,把共性和个性对立起来,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者应该按民族问题的本来面貌,充分承认它的客观性、群众性和长期性。这也叫实事求是。你说社会主义没有民族问题,怎么没有?明摆着,每件事情上都碰到民族问题。这是客观存在,而且是长期的。也不能说“说到底是阶级斗争问题”。阶级斗争没有了,民族问题还有没有?毛主席也讲过,阶级消灭了,民族还存在。应该要求各民族出身的干部和共产党员都要热爱自己的民族,富有民族自豪感。我们党并不认为,一个少数民族干部无视和藐视自己的民族是一种高尚的风格。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热爱民族的感情和热爱祖国的思想是一致的。两年多来,根据党的三中全会精神,我们对一大批干部积极作了安排,特别注意了对蒙古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的提拔和使用。目前,自治区一级党、政、军、群领导干部中,少数民族干部占40%到50%;各盟市和旗县委领导班子,大致与此相同。当然,不应该一刀切。有些少数民族人口特少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都是50%。而牧区、林区、猎区的领导班子,少数民族干部则又应多一些,可以超过50%。归根结底,干部问题是群众问题,是跟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着的问题。我认为,目前总的比例是基本符合自治区实际的。当然在今后的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调整,使之更加符合自治区形势的发展。我们还要注意讲质量、讲德才。内蒙古自治区是全国成立最早的自治区,曾经是模范自治区。“文革”中,我们的干部经过考验,表现是好的。今后,我们的干部还是要标准高一点,要真正按德才选拔。我提醒同志们注意,在强调培养、提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同时,决不可以忽视对汉族干部的培养、提拔、使用。不承认“主体”是不对的;如果不承认“主体”,不讲少数民族干部,那就没有民族政策,没有民族区域自治了。反过来说,忘记了“多数”同样会犯错误。我们决不可以离开内蒙古的实际思考和处理问题。周惠同志讲过大青山不是喜马拉雅山。这话我赞成。我说的可能不太适当,咱们老蒙古坐天下的时候,从成吉思汗到“入主中原”,各民族的人他都用。一个少数民族把中国统一起来,而且还闹“四大汗国”,闹到莫斯科跟前,不简单,并不是“只识弯弓射大雕”。他还是调动了一些人的积极性,还是使用了各民族的人。当然喽,他那是另外一种制度,不是社会主义。清朝入关也不那么简单,也不是成天搞我是哪个旗的、哪个盟的。清朝讲旗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族还有八旗。什么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他都用上了。眼光狭窄,度量很小,是办不成大事的。社会主义是大事业,比唐宋元明清都大,搞共产主义没有远大眼光和宽阔的胸怀就搞不成。这和两个人恋爱不一样,不能看着不顺眼就吹。内蒙古1800万人民谁也离不开谁,只有加强团结,按党的政策办事才行,如果违背了,就是坑我们自己。


(三)

再讲一个问题,老干部问题。这个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也很重视,指出:老干部离休退休工作必须做好,要使人心安定。准备在这个工作上花一点钱。要搞干部体养所、文化娱乐的地方。有些老干部离退休后,看病有困难,准备花一笔钱。我们内蒙古比较穷,但不能说我们穷,老干部就不管了。资本主义国家选举,选下去没啥,人家是资产阶级,有房子住、有汽车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干了一辈子革命,现在老了,国家不管这行吗?而且不管我看也省不下几个线。老干部不安排好,中青年干部上不来,经济文化就发展不了,这是连着的!时间到了,最后讲几句。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工作要抓紧。这是大事,不仅分管领导、组织部门要抓紧,大家都要关心这项工作,这是全党同志的事情。今天到会的同志,要转告没有到会的同志,要关心这个事。我的想法,管工作不管人是不行的,光靠一个组织部也弄不好。你管那项工作,你对人的问题、对培养中青年干部工作的问题、对班子问题都有一份责任。希望大家都要关心这个问题,经常通气互相协助,共同把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工作搞好。好了,就讲到这里吧。

李鹏(前右二)与廷懋(前右三)握手

刘华清(前中)与廷懋(前右)握手

于永波(左)看望廷懋(右)

迟浩田(左一)与廷懋亲切交谈,右一胡淑荣

秦基伟(左一)看望廷懋(右二)

廷懋(左)和胡昭衡(右)在一起

刘明祖(左一)看望廷懋(中)和胡淑荣

谷善庆看望廷懋(左三)

黄高成(左)、张金柱(右)和廷懋(中)合影

廷懋(前左)和同学们一起祝贺老师(前做)生日



关于廷・巴特——答记者问

一、为什么他留在牧区不回来?离开时间、地点及其他条件,就讲不清问题!

1.说什么“将军之子”“军区大院”?“文革”时期,将军算个啥?军区大院是恐怖大院!自称“左派”,便可横行。我这样人,人得“罪”,全家遭殃!在这个大院里,我的孩子没有朋友,也没有叔叔、阿姨;连个敢说公道话的邻居也没有!1972年,我已经被放出来,但不是什么“平反”,还是“走资派”之类。孩子们会留恋这个大院吗?相反的,牧区和城市情况不同,越是交通不便的地方,越是贫困的地方,“左派”首长不去,造反派、红卫兵也不想停留,社会比较安静。人们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爱吃苦耐劳的人。那里真是孩子们的“广阔天地!”巴特尔(指廷・巴特尔)爱上了那里的人,那里的人也爱上了巴特尔。这是巴特尔留在那里的主要原因。有人说,牧区生活很艰苦。我知道:自己愿意的事,就不苦;自己不喜欢的事,非干不行,才是真苦!

2.我支持巴特尔留在牧区;我认为他有自知之明。那个时候,我们哪里会想到什么“三个代表”?!我们全家都没有想再当什么官。孩子们也看到,当官的不是欺负别人,就是被打、被斗。也有不干坏事,好事也干不成的。上班喝茶、看报,说闲话还要加小心!巴特尔说过,“我回城,还得老爹想办法安排。坐办公室?我不是那个材料!当工人?长期做那几个零件…不如在牧区,有的是活干!”巴特尔此时已经不想当兵。我知道几个孩子都不想当兵;他们内心里瞧不起那时的军人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巴特尔那时就瞧不起那些下基层要吃要喝的干部。他只想给牧民办点好事。他有个好处是,谁侵占牧民的利益他也敢顶。曾经因为这种事,传说他要被开除党籍。他说,“我不能拿牧民的利益换党籍!”后来又说不是开除,是“察看”。他说:“你愿意察多久,就察多久!”这个,我也赞成。巴特尔不想当干部,不想升官发财,他怕什么?越是这样,牧民越喜欢他。

3.巴特尔交了个好朋友,是大队的马倌,是个好劳动而且品质好的人。他把妹妹介绍给巴特尔。这个女孩也是个好劳动,与巴特尔结婚后,两个人情投意合。这就多了一个问题,我们能让巴特尔回来,把牧羊女扔下吗?这是我们不能干的事。这个儿媳妇,当时根本不会说汉话,她的亲朋都在牧区。如果我们把儿子、媳妇都接回来,必然是两口子都不满意!费力不讨好。

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叫我干什么,我都不干。我只称年老体弱,不能再上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叫我干什么,我都不讲价钱,服从分配。可是,我能一上班就考虑孩子的事吗?当时,百废待兴,特别是要为冤案平反,要重新组建班子,要防止苏联动武。我怎么能顾上自己的孩子?!

5.“文革”这场灾难,也可以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国家大事如此,家庭小事也如此。如果没有“文革”,我的巴特尔怎么会成了“牧人之子”?我不信神佛,也不怕鬼怪,但,我信有个命运问题。我说的“命”,不是宿命论,是指自己不能选择的事物。 例如:我当一辈子兵,没有负过伤。又如:经过“文革”这场大灾大难,我家没有死、伤人。这类有惊无险的事,只能尽人力、听天命。

二、巴特尔的成绩,不应过多的归功于我们老两口。

1.例如说是我们教育的好。那个时候,我们能进行什么教育呢?我们自己就不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许多事无法理解!有些事我们不赞成,敢跟孩子讲吗?!我们只能说:“你们不要参加红卫兵;哪派也不要参加!”“不要和人家打架!”

2.巴特尔到牧区后,我们老两口倒是多关心他一些,认为他那里是比城市里苦一些。我们对他们小两口的勤劳,也很欣赏。 巴特尔从不诉苦,不向我们要这要那。他成了家,要盖房子,问他用钱不?他总是说不用。他的女儿从小送到我这儿,是因为牧区上学太难了。他先后给我们带来几万元,作为学费。当然我们不会向他要钱,可能他想到我们的儿孙多,不应该要我们负担第三代的花销。

3.想起巴特尔下乡前的事:他在中学,正赶上“停课闹革命”,所以他们长期不正常上课;他常常给同学讲黄继光、董存瑞的故事可见他向往那些英雄事迹。在班里,他不是个老实学生,但遇到个好老师,循循善诱,发挥他的长处,对他的成长大有好处。

4.至于他下乡后,对他起教育作用的,是那些纯朴的牧民。有些故事,是他给我们讲的。如两家关系不好,但如果有牛羊受伤了,他们不论是谁的,都给救治。有路过的人,不相识,也照顾食宿,不能让他们冻饿。颇有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风气!对下乡知情、上海孤儿牧民是真心爱护,这更使他感动。总而言之,巴特尔的成长,不是我们自家的功劳!

三、有些事不必宣扬:

1.胡锦涛同志到我家来过,哪年哪月,我已记不清。我认为那只是关心老同志的表示,不必和巴特尔的事扯到一起。当时正碰上巴特尔在家,在房门口见着胡锦涛同志,说过几句话。哪能把这件事写成三人对立、长谈?!

2.写真人真事就要实事求是。与巴特尔挂不上钩的事不要写;还有起副作用的话,更不宜写。例如,有人听说北京给我盖了房子,我没有去。把此事也写成巴特尔的主张。这不合情理。我哪能只听巴特尔的话?!我没有搬北京去住,是我和老伴的共识。我们已经适应住地广人稀的地方;不习惯繁华热闹的城市。我们和北京的老朋友也谈论过,他们都说:“你搬来我们欢迎。但北京人多、车多,交通不便,你住西山,我住东城,哪能常来常往?”有人说:“还是住原单位、原地区好,熟人多,好办事。”作者写我不搬北京,似乎我们父子“风格高”,不争名利。这就是起副作用的话。难道不搬北京的人就好,搬去就不好?!

四、谈话中联想到的问题:

1.为什么将军之子变为“牧人之子”就不可理解?那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这种思想嘛!

2.为什么将军之家还有锛、凿、斧、锯?那就是忘记了共产党代表什么人嘛!

3.问我儿媳妇为什么嫁到我家?那就是因为不“门当户对”嘛!几个随便提出的问题,说明什么?使我想到这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产物!封建思想很普遍,可谓根深蒂固!很多人是自然而然的,野心就要利用这种思想。他高举“小红本”,大喊“万岁,万岁,万万岁!”随意打倒别人,夺取最高领导权。


廷・巴特尔(后排左)领着额尔登娜(后排右)从牧区回家看望父母


廷懋(前排右)和胡淑荣(前排左)到牧区看望廷・巴特尔(后排左)和额尔登娜(后排右)


《蒙古族古代战争史》
出版贺词
1990年9月3日

古代,中国北方,出现过许多民族。引起我重视的有:匈奴、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她们,似乎一个比一个更强盛: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个比一个更大。

诚然,突厥人在西亚的成就,是上述各族不能比拟的。但,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在北方各族中,蒙古和女真应该名列前茅。唐、宋、元、明、清都是中国统一的朝代嘛!而且,蒙古人是在中国长期分裂后统中国的;西藏归并到中国,也是蒙古人的贡献。

中国人承认“一代天骄”,外国人称为“世界征服者”,用现代语可谓是13世纪是蒙古人的世纪,那真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当然,蒙古人的成就不仅仅是蒙古人的,也不是只凭借武力取得的例如,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她能够兼容并包,比当时西方的十字军高明多了。又如,她重视工业,优待商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颇有对外开放的气派。

古代蒙古族的成就,经验是多方面的,而军事毕竟是主要的面。因此,我祝贺同志们编写和出版《蒙古族古代战争史》。


廷懋(右)和乌云其木格(左)在一起

廷懋(二排左六)、乌云其木格(二排左七)、高万宝扎布(二排左四)参加少工委召开的会议

廷懋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活动

廷懋给小学生签名


晚年守则
1985年

1.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2.不可轻诺,不可强求。
"轻诺寡信”古有明训。不该办与办不了的事,应干脆谢绝。碍于情面,含糊其辞,可能造成错觉和误会,反而找下麻烦!(如讨价还价之类)最后,还是要说“对不起”。
我不强求于人,你也别强加于我。
3.律己应严,待人宜宽。
对别人,我曾宽厚不足。人的境遇、性格、习惯、思路,各不相同。不深知其人其事,不应任意指责。
要警惕自以为是、主观、武断!
4.要制怒!
喜怒哀乐,人之常情。但何为而喜?何为而怒?摆脱个人名利,就轻松多了。
世间多少不平事?!怒与哀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反受其害!还是要冷静思考,不凭感情用事!
晚年,家庭内部矛盾会多起来。要耐心,要谅解,切不可唯我独尊!
"不痴不聋,莫作阿家翁。”乃是至理名言!
对第三代,更要耐心。粗暴的管教,不如不管。
5.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不怕害我,怕的是利用我去伤害别人!切不可听到什么就信什么!
6.也要听话。
老人和小孩,一样又不一样。不可听了就信,也不可什么都不讲话及其他信!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明白,都经历过。世界上的事不断变化,谁也不可能无所不知!
7.“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本是正常的,老了,更不必事事过问;有所不知,也是正常的。不可人云亦云,随声附和,或勉强答对。
不知,弃权可也。
8.知足常乐。
什么是“幸福”?民富、国强、社会前进,是当代的幸福。个人钱多、势大,未必是好事。丰衣足食,何必“豪华”?与世无争,自得其乐!
年轻,少讲“知足”。老了,量力而行,知足常乐

布赫(左)来祝贺廷懋生日

塔拉(左)祝贺廷懋(右)生日

杨思博、照日格图、巴雅尔图等前来祝贺廷懋(前排中)生日,前排右二胡淑荣

胡淑荣(左)为廷懋(右)过九十岁生日

内蒙古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来祝贺廷懋(前排右)生日,前排左一为胡淑荣


再写几句
2003年9月

1.毛泽东评《资治通鉴》说:“历史上的事,本朝与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此话不假!现今,不懂是怕丢官、杀头的问题。事情比古代更复杂。有关国家大事,不可鲁莽,慎之、慎之!

绝不可像赫鲁晓夫那样胡诌乱写,不顾后果!
2.自卖自夸的人,自然不会实事求是;隐恶扬善,也就不能秉笔直书。
"尽信书,不如无书”!
不尽信,才是会读书的。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话可信?能行得通?“顶峰”“天オ之类颂词,是马列主义?!
遇到“尽”“顶”“完”“足”字样,就要小心了!
3.不争名利,无求于人,就自然宠辱不惊,无所畏惧;不计较人情冷暖。
有自己的见解、守则;只求问心无愧,行了。


摘自/《廷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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