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利民

       我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七日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那仁宝力格公社额尔登乌拉大队插队落户。翻译成汉语,“锡林郭勒”是“丘陵上的河流”,“阿巴嘎”是“叔叔”,“那仁宝力格”是“太阳泉”,“额尔登乌拉”是“宝山”的意思。

左起第一人为胡茂桐,第二人为作者

       在内蒙古, 地名里带“河”、“泉”、“山”的司空见惯,但以亲属称谓命名的却不多见,“阿巴嘎旗”这个名字的背后就有着颇具传奇的故事。据说当年成吉思汗西征途中,本来稳操胜券的一场仗却被打得丢盔卸甲。他料定有人走漏了风声,便急召三军将帅帐前议事。铁木真面沉似水,不怒而威。还没等他开口,一个虎背熊腰的汉子闪身出班,朗声奏道:“小弟日前与西域王切磋武艺,醉酒不慎泄密,任凭汗兄发落。”此人非他,乃成吉思汗同父异母兄弟,素有“蒙古跤王”之称的别力古台。他因此遭到贬黜,率部远遁,永不叙用。成吉思汗死后,三子窝阔台继位,对这段历史公案进行了昭雪。别力古台麾下之乌冉克部被新君尊为“阿巴嘎”,即“叔叔的部落”。 我插队的阿巴嘎旗就是该部当年的驻牧之地。

1970年摄于阿巴嘎旗照相馆

赴内蒙插队前与同学留影。后排左起第一人为作者,

前排左起第一人为额尔登乌拉大队李宏仁

左起第一人为作者,第二人为同大队的郝德俊,

第三人为同大队的范青岩

       话说自1969年“珍宝岛事件”和“一号通令”后,风声骤紧,战云密布,到处都在“备战备荒”。在我北部边陲,“老毛子”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我们大队与外蒙古接壤,敌特活动尤为猖獗,白日里谣言四起,风声鹤唳;一到晚上,花花绿绿的定时信号弹满天乱飞, 搞得人心惶惶,一夕数惊。

       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正单身独骑,匆匆赶路。胯下的“梅花青”是自己从“生个子”一手调教出来的,四蹄踏雪,两耳披风,就是性情暴戾,他人难得近身。四岁口那年,我骑着它参加了公社组织的“五一”打狼活动。“打狼”是游牧民族一年一度的狩猎活动,为的是草原上人畜兴旺,幸福安康。但当时狼已不多见,我插队三年,总共也没看到过几回,偶尔窜出来一只半只的,远远瞧见有骑马挎枪的人,就忙不迭地躲开了。有时兴师动众地围猎了大半天,连个狼毛都没见着。其实“打狼”也就是个由头,活动结束后的赛马才是人们翘首以待的压轴戏。

       我原本只是想让“梅花青”见见世面,试试脚力,没想到小家伙越跑越快,一路赶超。数百匹骏马,二十多里的赛程,它竟然夺了个第四名,是我们大队多年来取得的最好成绩。冲在我前面的几个都是些半大孩子,身体本来就轻,为了避免摔下来“拖镫”,又一律“骣骑”,不配鞍韂,这就使得他们在“负重”方面占了不少便宜,否则结果还很难说呢。

       话扯远了,言归正传。且说那天夜里我正在寒风中策马疾行,忽听“嗖”地一声,一颗绿色信号弹从路旁腾空而起。“梅花青”本来就有点“眼窄”,动辄一惊一乍地乱蹦乱窜。深更半夜的,眼前突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不由惊得它双耳耸立,连打“响鼻儿”,猛地向旁边跨步躲闪。我丝毫没有准备,突然间失去了重心,便“噌”地一下从斜刺里飞了出去,摔了个仰面朝天。那家伙可倒好,尥着蹶子,撒着欢儿,一溜烟地跑回家了。

       在草原上,没了马就等于没有了双腿。还有十来里的路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头上戴的皮帽子,身上穿的皮“得勒”(袍子)、皮裤和脚上蹬的“毡疙瘩”(毡靴),加起来足足不下二三十斤重。夜幕沉沉,四下空无一人;雪海茫茫,静得毛骨悚然。远处时而传来几声狼嚎,在旷野里悠悠回荡,令人不寒而栗。我本能地从靴中拔出匕首,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了回去。

离开草原上大学之前摄于那仁宝力格公社汽车站

       话说到了一九七一年八月,插队落户已经整整三年。一天,突然接到公社通知,说我已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成为该校首届工农兵大学生,要求九月三十日前务必报到。离回北京还有个把月的时间,别的活儿也不好安排了,队里便派我带领一个基干民兵班到边境线上抢收牧草。

       我方沿着几千里长的中蒙边境线,用拖拉机犁出了一条宽约数十米的“防火道”。深红的泥土与碧绿的草原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远远望去,蜿蜒起伏,蔚为壮观。它主要起两个作用:一是明确疆域——“防火道”外沿以里为中国领土,以外为蒙古国领土;二是阻断对面的野火烧过来殃及我方草场。为了安全起见,上级规定在“防火道”我方一侧二十里之内人畜不得出没。由于常年没有牲口吃,所以那一带的牧草长得又高又密,特别茂盛。每年秋天,大队都要组织民兵在边境线上打草,运回来晾干,以备不时之需。到了冬天,广袤的大地被厚厚的积雪覆盖,连个草尖儿都露不出来。那些刚生下来的小羊羔儿、小牛犊儿,就指望着这点儿救命草过冬呢。

1971年8月参加阿巴嘎旗文艺汇演。

那仁宝力格宣传队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为作者

       我们在距离界桩不远的地方搭起了几座蒙古包,十几个基干民兵都是一水儿的精壮汉子,有蒙古族牧民,也有知识青年,就连拉打草机、搂草机的高头大马,也都是些平时无人敢骑、养得膘肥毛亮、长鬃飘逸的“生个子”。我们一部分人抓紧时间抢割、抢收、抢运牧草,另一部分人则背着枪,带着狗,四下里警戒、巡逻。当时外蒙古那边也在打草,双方遥遥相对,扎寨安营,彼此的情况尽收眼底,一览无余,顺风时,就连对面人喊马嘶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楚。

       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左右,大家被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从梦中惊醒,凶猛的猎犬发了疯似地狂吠着,哀鸣着,声音中充满了恐惧与无助。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老毛子”的坦克开过来了,于是便在黑暗中大喝一声:“弟兄们,抄家伙!”蒙古包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谁都不说话,更不敢点灯。我摸黑蹬上裤子,提起枪就带头往外冲。九月的草原寒气逼人,地上结了霜,白花花一片,印象里最早的一场雪好像就是九月初下的。

       刚从热乎乎的被窝里爬出来,就被西北风灌了个“透心凉”,我们一个个冻得上牙磕下牙,浑身直打颤。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架飞机从南向北擦着山尖超低空迎面飞来,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把漆黑的草原照得如同白昼,机身上的中国字和序列号码看得一清二楚,强大的气流卷起滚滚草浪和漫天沙砾,抽打在脸上,火辣辣地生疼。我们一个个被吹得东倒西歪,站立不稳,仿佛置身于波涛汹涌、翻腾起伏的茫茫大海之中。拴在木桩上的战备马哪里见过这般阵势,早已吓得连蹦带窜,直尥蹶子,长嘶一声,挣脱了缰绳,消失在茫茫的夜幕里。顷刻间飞机风驰电掣般地压将过来,从我们的头顶掠过,恰似山崩地裂,海倒江翻,转瞬穿越了国境线,向北呼啸而去。

       喧嚣过后,漆黑的草原又恢复了平静。一看是中国的飞机,大家悬着的心先放下了一半,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通,便继续蒙头大睡。没多一会儿,狗又叫了起来。接着,便听到重重的汽车关门声。探出头去一看,天已蒙蒙亮,门外不远处停着一辆军用卡车,上面坐满了边防战士。他们身背行囊,枪靠左肩,一个挨一个,谁都不说话,仿佛铁打铜铸一般。这时从驾驶室里下来一个“四个兜儿”的军官,老成干练,眉头紧锁。他把我们喊了起来,挨个儿地盘问:这里是几号界桩,几点几分看见的飞机,上面写着什么字,什么编号,何时飞出的国境等等。核对无误后,大家分别在谈话记录上签字画押。当时的场面显得有些沉闷和压抑,提问的照本宣科,正襟危坐;回答的不明就里,满腹狐疑。人们隐隐感觉到——出大事了。

       临走时,带队的军官冷冷地撂下一句话:“全都给我听好了,今天的事儿出去不许乱讲,哪个敢胡说八道就把他抓起来!”当时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我只觉得这话有些刺耳,便随口回了一句:“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们是基干民兵,又不是阶级敌人。”他抬腿刚要上车,闻听此言又停了下来,厉声喝道:“把这个人给我带走!”众人见状赶紧上前解围:“我们这位兄弟不会说话,您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非常时期,先拉到边防站问问清楚再说。”“过两天他就要回北京上大学了,您把他抓走,上边问起来可怎么交代?”在当时,工农兵上大学可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看来“四个兜儿”也不想节外生枝,口气顿时缓和了许多:“年轻人,以后讲话别那么冲,要吃亏的。”说罢登车关门,绝尘而去。

       后来才得知,那架飞机上坐的竟然是林彪,之所以超低空飞行,据说是为了躲避雷达的搜索。没承想几分钟后他便折戟沉沙,抛尸荒野。“温都尔汗”这个不见经传的弹丸之地,因此而一夜成名。我机缘巧合,也有幸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目击者。

作者简介:

1997年摄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之乌兰布统草原

       张利民,1968年8月赴内蒙古阿巴嘎旗那仁宝力格公社额尔登乌拉大队插队。1971年9月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1975年毕业,旋即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任外交人员服务局局长,中国驻塞浦路斯、拉脱维亚、新西兰大使,于2010年退休。

 编辑/于立平 宝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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