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善 · 文史丨阿拉善历史“三绝”

题记

20世纪中国有震惊世界的四大考古发现：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和黑水城文献，其中两大发现出现于阿拉善额济纳旗，三万多枚居延汉简和八千多册黑水城西夏文献，确立起阿拉善历史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处于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过渡地带的阿拉善地区，发现了众多游牧民族的精美岩画，特别是阿拉善右旗曼德拉山岩画，被称为“北方民族的历史画卷”。居延汉简、黑水城文献与曼德拉山岩画，堪称阿拉善历史“三绝”。

在纸张没有成为书写、印刷文字主要材料以前，人们曾以羊皮、布帛、竹简、木牍作为书写材料，分别被称为羊皮书、帛书、简牍。在中国西北干旱地区，属于有机质的简牍等不容易腐烂，能够保存下来。用竹简木牍书写文字，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并一直流行到魏晋时期。现在我们所见的简牍，以汉简数量最多。

近代以来，汉简首先发现于新疆南部的楼兰（古鄯善）和尼雅（古精绝），还有甘肃最西部的敦煌（汉代敦煌郡）。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和尼雅以及敦煌的遗址中，发现了许多汉代至魏晋的简牍，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这些简牍最先由外国人公布于世，后来被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编为《流沙坠简》（1914年），张凤编印了《汉晋西陲木简》（1931年）。

这个时期新疆和甘肃出土的汉简，数量不是很多，据统计总共只有1022枚。这同后来在阿拉善地区发现的居延汉简，在数量上无法相比。

1930年，中国和瑞典合作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贝格曼，在破城子以及卅井塞的鄣燧中，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巨大发现，找到汉简1万余枚。

贝格曼是一位传奇人物。 1927年1月，年方24岁的贝格曼刚从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进入了研究机构。可以说，那时他对中国一无所知。当时，他最大的奢望只是力图在12 、 13世纪北欧海盗碑铭研究方面略有所获。但一个意外，竟改变了他的命运。瑞典国家古物管理局的负责人柯曼博士通过电话，询问他愿不愿意放弃舒适轻松的生活，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到中国广袤、落后的西部做至少一年半的考古探险。那时，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正在筹备他一生最大的、历时最久的一次中亚探险，并与中国同行共同组建了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

贝格曼和中国学者黄文弼一同成了考察团的成员，在中国西部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妙的青春岁月。时间不是一年半，而是8年，从24岁到32岁，贝格曼从始至终参与了中国西北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多国、多学科的科学考察，直到日本军国主义挑动了侵华战火，才不得不结束了在中国西北的工作。

1927年至1934年的八年间，作为考古学家，贝格曼三次往返于中国西北的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第一次是1927 至 1928年，第二次是1929 至 1931年，第三次是1933 至 1934年。行程数万里，其中三分之二的旅途要靠骑骆驼或步行，所到之处一半左右在当时是无人定居区。在此期间，他发现了300处古迹、遗址，并实地考察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仅就“居延汉简”和“小河古墓”这两个成就，就 让他 名垂史册。

1930年，贝格曼在 阿拉善 额济纳旗发现了总数达万枚以上的汉简，这在当时和今天，都是震惊学术界的重大事件。居延汉简是《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库。从 二十世纪 30年代起，汉简研究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成果丰厚，影响颇大，成为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范例。

1930年4月27日，无意中贝格曼在额济纳的汉代遗址 “ 波罗桑齐 ” 捡拾到了第一枚木简。从此，他就成了“汉简迷”。在遍及额济纳的汉代烽燧，每到一处贝格曼就匍匐在地面，凝视着每一个沟坎，寻找这种写了字的木板。在当地人叫做 “ 穆德布林 ” 的遗址，他竟一气获得了4000枚汉简，仅这个数字就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数十年间在罗布泊、尼雅、疏勒河流域所得的 总和。他不但着眼于汉简的出土，而且还力图弄清楚额济纳（居延）地区汉代防御系统的原貌，探讨其实效，并试着寻找汉代重要边防枢纽居延城的所在地，进而他就居延的历史发展作了概括。他的注意力从汉代边塞过渡到额济纳河流域人类的活动与河流改道的关系，古居延海的位置，黑水（额济纳河）三角洲的来龙去脉，黑城的兴衰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变迁 …… 通过贝格曼的 《考古探险笔记》一书的生动描写，我们不但了解了他在额济纳的惊人发现，也同时与他分享着发现的喜悦、探索的成就感，与他并肩巡视在沙丘、古戍之间 ……

在额济纳旗“ 波罗桑齐 ” 汉代烽燧遗址做了重要发掘之后，贝格曼这样写道： 考察队大部分人马继续向额济纳河走去，我、陈宗器和两个挖掘工留下来。我们挖出的几块木简上标有纪年，但暂时无法确定根据西方的算法是哪个年代的。然而可以肯定，这些是汉朝纪年。从一个老鼠洞里发现的碎纸片，我猜测这是公元前2世纪的遗存，纸上没写什么，这个判断是据木简或丝绸做出的。

这些老鼠洞非常有趣，里面有稻草、丝绸碎片、碎绳子和削下来的碎木头。很明显，在写了字的木简不必保存时，就用简便方法把有字的表面削掉再重新写字。老鼠把这些削下来的碎块拖回洞里，成了一个小小“图书馆”。而洞旁边，总有一小堆变黑的小米。

要知道，贝格曼是发现了成吨文物的考古学家，居延烽燧、城障挖掘的木简数量之多，以前也许只有“汲冢遗书”可以比肩，但他却没有放过一个已经繁衍了几十代老鼠的小小洞穴 。汉代戍卒在居延海的边防烽燧上燃起第一堆烽火时，这个洞穴就有老鼠出没了，直到汉代要塞成了弃置千年的废墟，老鼠洞又构成了使今人能返回往昔岁月的时间隧道，两千年的光阴在人间逝去，绿洲变成荒漠，要塞改名叫做遗址，有谁能想到这个不起眼的老鼠洞成为储存历史线索的博物馆。

贝格曼在额济纳旗发现的1万余枚居延汉简运到北平后，他立即进行了粗略分类，中国学者刘半农、马衡两位先生与他一同进行整理，最后由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先生完成分类。其后贝格曼离开中国，途经俄罗斯和芬兰返回故乡瑞典斯德哥尔摩。

贝格曼回国后，居延汉简继续由中外学者共同进行分类整理，主要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中国学者刘半农、马衡及向达、贺昌群、劳干等一同整理，但整理研究工作尚未完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留在上海的简牍照片毁于战火。万幸的是原简由沈仲章、徐玉森等从北京经天津、 青岛 转至香港大学图书馆。沈仲章再次开始拍照、剪贴、编号、排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简牍照片再次毁于战火，原简由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等协助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保存。1949年之后，在胡适先生的交涉下，原简由美国运交台湾当局，现仍存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外，在这里保存的还有1930年黄文弼在罗布泊获得的71枚简牍和1944年夏鼐在敦煌所获的48枚简牍。现在台湾方面公布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两岸学者都盼望着居延汉简能早日以全貌展现在人们面前。

居延汉简的故事还在继续。1973年至1974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在破城子（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肩水金关的考古发掘中，又发现了汉简19595枚。这批汉简保存于甘肃省博物馆，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整理研究，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居延新简》。

此外，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多次到居延考察发掘，又获得零散的汉简500余枚，经整理研究成册，题名为《额济纳汉简》。

在阿拉善额济纳旗出土发现的汉简，总数达3万多枚，是新疆、甘肃境内汉简的30倍。数量如此巨大的汉简，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在国内外都出现了汉简研究机构，有关汉简的论著多达数百种（篇、部），使汉简研究成为一门显学。

居延汉简的内容包罗万象，可分为书檄、封检、刑讼、符券、烽燧、戍役、病亡、钱谷、器物、车马、酒食、名籍、资绩、薄检、计薄、杂薄、信札、历谱、律令、小学、诸子、医方、术数、年号简等等共7大类66个小项。居延汉简为研究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是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正因为如此，居延汉简之名远播海内外，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党项人建立的西夏，一直是中国历史的谜团之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在阿拉善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了一大批西夏时代的文书，才让西夏历史大白于天下。

西夏（1032-1227年）最初使用汉文，后来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称作西夏文。西夏文同契丹文、女真文一样，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的，因此，西夏文在外形上很像汉字，但其笔画比汉字还要复杂一些。《宋史》记载说：李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划颇重复”。西夏文字传世者甚少，后世对西夏字的使用方法，莫得其详。所幸黑水城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文书，人们才逐渐解读了西夏文字。据研究，西夏字约有6000多个。

西夏文书的大量发现，与俄国科兹洛夫对黑水城的盗挖有关。1909年5月，科兹洛夫第二次到黑水城探险。他从城外的一座佛塔中，发现了一大包一大包的西夏文书籍和画轴，文书大约在2000卷以上，各种绘画达300多幅。

科兹洛夫先后三次到黑水城探险，被他挖走的西夏文书在数千种以上。其中以佛经居多，占20%左右，此外还有世俗文书。这些西夏文书被科兹洛夫装箱运回俄国，保存于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科兹洛夫陆续公布了西夏文书，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许多人转向西夏文的研究。法国学者沙畹、德维利亚，英国人布谢尔，我国学者王静如和罗福成，都是最早研究西夏文字的人。科兹洛夫虽然知道这批文书材料是极重要的科学资料，但是，最初人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文字。后来，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研究，才知道它是历史上消失已久的西夏文字。

过去因为西夏文字材料十分稀少，只见于西夏碑刻，使研究工作面临许多困难，无法释读，属于死文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书，为人们研究西夏文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特别是出土的西夏文工具书，为释读西夏文提供了重要的钥匙，使人们逐渐揭开了西夏文字的神秘面纱。

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骨勒茂才所著的《蕃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本双解字典，一方面用西夏字给汉字注音，并解释其字义，另一方面又用汉字给西夏字注音。这样一来，人们便可以据此而了解西夏字的读音和字义了。在黑水城还出土了《音同》一书，这也是一种重要的工具书，根据每个字的发音部位而分为九类，即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音同》一书共收入西夏字6000个左右，西夏字几乎都收入了。在黑水城出土的字书中，还有一种名叫《文海》，是按照音韵分类的字书，所收西夏字也在6000个左右。

黑水城出土了大量的西夏文书，其中有的可能是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印刷的，有的可能在黑水城本地印制的。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发明的活字印刷实物，最早的就是西夏文印刷品，它反映出西夏的印刷业相当发达。

黑水城除西夏文书以外，还出土了元代很多文书，包括汉文、畏兀体蒙文（老蒙文）、八思巴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等不同文字的文书。经过整理，发现这些文书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官府文书包括有卷宗、人事、民籍、礼仪、军事、农牧、钱粮、站赤、诉讼、票据、儒学、封签等12个方面；民间文书有契约、书信、账单、习字、包封、柬帖、印刷书籍及抄本等。这些文书对研究元代社会情况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黑水城文献，特别是西夏文书，是与居延汉简并称的重大科学发现。日本、俄国、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专家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出版了许多相关著作。其中以俄国学者聂历山、克洽诺夫成就最大。日本学者以石滨纯太郎、冈琦精郎、西田龙雄、松泽博研究最力。我国学者除王静如和罗福成以外，史金波、白滨、聂鸿音、李范文等人，长期从事黑水城西夏文书研究，成果最多。

曼德拉山岩画位于阿拉善右旗曼德拉苏木西南的曼德拉山中，在18平方公里内，分布着数千年前的古代岩画，是世界最古老的艺术珍品之一。

1986年，曼德拉山岩画首次被发现，这些刻画在岩石上的古老艺术品，是数千年来生活在此的先民们日积月累完成的浩大工程，凝聚了先民们的智慧和结晶。曼德拉山岩画的数量之多、质量之佳，令专家惊讶，与它距离约100多公里处的中国最早的岩画——旧石器时代手印岩画，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1998年，曾经担任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的阿纳蒂教授在观赏曼德拉山岩画后，惊叹不已，评价曼德拉山岩画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无愧为人类艺术的宝库。”

曼德拉系蒙古语，意为升起、兴旺、腾飞，在这里具有山势高峻之意。东西3公里、南北6公里的山地上，发现了4234幅岩画。这些岩画以其历史久远、雕刻精湛、图案逼真、古朴粗犷的特点被誉为“美术世界的活化石”。

曼德拉山岩画是远古时期游牧民族生活、精神的写照，属斯基泰、月氏、匈奴、鲜卑、回纥、党项、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制作。画面内容为狩猎、放牧、战斗、神佛、日月星辰、寺庙建筑、舞蹈、竞技以及游乐等。岩画形象生动地记录了远古及近代阿拉善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形态、自然环境风貌。其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堪称我国西北古代艺术的画廊。

众多游牧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劳作中，留下了这一幅幅神秘的符号，创造了灿烂的岩画文化。据岩画专家盖山林分析，曼德拉山岩画可分为五个时期：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动物画为主，有野牛、马等野生动物。岩画颜色灰暗，或呈深褐，或与黑石皮同色，只有仔细辨认才能识别，有的作品又被晚期作品所覆盖。二、约在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动物图像经过变形成为连体或图案化，腿部往往短而弯曲。刻痕呈茶褐色，数量多，制作精细，艺术性较强。三、约在北朝至唐代。数量仍较多，但凿刻点常常落在图像之外，点大而稀疏，图形粗糙而不规整。岩画呈新鲜的土红色，骑者形象较多，还有马、羊等家畜。四、约在西夏时期。岩画用铁器制成，线条锐利，在图像旁常刻有西夏文字。五、约自元代至清代。数量不多，但制作认真，在技法上也有提高，常有细节的处理，如把骆驼的鬃毛也刻制出来。刻痕新鲜，常有蒙古文题字，将作者的名字刻在旁边。

曼德拉山岩画的制作时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历经狩猎盛行时期和原始社会牧业萌芽时期，经历了夏、商、周、秦、汉、北魏、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民族史、畜牧史、美术史以及民族迁徙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曼德拉山岩画的内容以刻画动物为主，主要有牛、羊、马、鸡、兔、鹿、蛇、鹰、龟等动物，其形象或静或动、或站或卧、或单或多，其物种之多样、形态之各异，令人叹为观止。岩画中也有表现人类活动的画面，画中的人们有的在放牧，有的在狩猎、有的在对搏，有的在歌舞，其形象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在岩画中，还有一部分刻画的是日、月、星辰等天体图象，另外还有部分是各族各代、各式各样的文字图案，表现出各式各样的意思。

岩画是一种文化现象，古老的民族习俗从中得到体现，曼德拉山岩画中出现的帐篷和穹庐毡帐是北方游牧民传统的住宅样式，它与鄂伦春和鄂温克族传统住宅“斜仁柱”相似。这种原始的住宅，从北欧，东北亚到北美洲都有分布，这是游猎民族代表性的物质文化的典型特征。从帐篷岩画可以窥见远古人类居住的遗迹。

据曼德拉山岩画的色泽和水温水位资料推测，在若干年前，曼德拉山四周湖水环绕，水草丰盛。当时曾有许多游牧、狩猎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留下了可寻的踪迹。这满山岩画，精湛生动的艺术图案、反映的就是这些民族部落的历史。岩画的造型技法各有不同，有凿刻、磨刻和线刻。岩画古朴粗犷，既刻划其所见，又抒其所想，颇得天真自然之美，达到了庄严中见活跃，方正中见变化的艺术效果。形象生动地记录了远古及近代阿拉善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形态、自然环境和社会风貌。

曼德拉山岩画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美术史、社会发展史、民族史、畜牧史、文化史以及宗教，尤其是对研究我国西北各游牧部落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目前，阿拉善岩画特别是曼德拉山岩画已经引起了多方面的重视，中国学术界正在借助文化学、人类学、文字学、符号学、考古学、民族学、美学乃至宗教学等多种学科，试图破解岩画的奥秘。还有一些阿拉善本地专家，正在通过神话学、原始宗教、原始思维和民间故事，从另外一个角度挖掘曼德拉山岩画的内涵……